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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多一点好，还是市场多一点好？这样的问题，我们争论了好多年。表面上看，似乎解决了，各人抱走各人的孩子，“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实际上，依然是用掩盖的办法取代真正的解决，二者的边界并没有弄得很清楚。政府权力对于经济生活的渗透，依然无所不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依然严重依赖于政府和企业领导者的个人素质。
也是因为这个题目，最近有两件事情让人不能不说。
一件是，因为地方政府主导了小额贷款试点，事情反而做不下去了。1994年，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杜晓山开始在河北易县尝试“小额信贷”，13年来，整个易县近2万农户从中获益，6000多户摘掉了贫困的帽子。国内外上万人次到易县扶贫社进行学习、参观与考察。之后，又陆续搞了几个试点。不过，第四个小额信贷试验点陕西丹凤却在运作中关掉了。
杜晓山说，丹凤试验点1996年建立，后来演变成了当地政府主导的小额信贷扶贫项目。但是，政府主导并不一定会有理想的结果。丹凤模式被政府接管后，利率由8%降到了3%，虽然政府的主观意图是好的，就是通过低利率贷款帮助农民脱贫，但这混淆了信贷与救济的区别，扶贫社长期的亏空就难以弥补。过去的经验表明，政府干预程度越大，经营效果往往越差。（2006年10月31日《广州日报》）
另外一件是政府干涉越少的省份，则资本的自由度越大。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公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国之首。报告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越少，企业自由度就越大；相对于较为稳定透明的法律框架而言，不透明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则企业自由度越大。”(2006年10月31日《第一财经日报》)
看来，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取得长足发展，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前茅，与政府的行政干预少，不无关系。政府行政干预少了，则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企业自由度大了，资本的自由度也就高了，如此市场经济运行规则的确立，也使得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生成。
在以往传统的资源配置里，政府全面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行政权力成为资源配置的最有力的手。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充分调动社会层面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的效率也曾一度下降，不是在低效率的区间徘徊，就是濒临崩溃的边缘。
从1978年到2001年，中国经历了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一个快速市场化的进程，一个由传统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性转轨过程。经过20多年的努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政府职能从服务于计划经济转向服务于市场经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基本形成；市场体系逐步完善，金融市场从无到有并日趋完善，劳动力市场近年来发展快速，房地产市场稳步发展，技术市场、信息市场逐步形成。商品、生产要素和服务品的价格绝大多数由市场形成，利率正在市场化，以市场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有效地发挥着作用。特别是，中国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已基本建立。确立了市场规则，规范了市场主体行为，明确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这表明，中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已成为一个发展中的市场经济国家。
但是，市场化改革以后，不彻底、不适应这种改变的情况仍比比皆是。特别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的部分权力也一度进入市场，成为经济领域不可忽视的一种“新威权力量”。这种强调社会的高度控制的“高效社会”，也就是新威权主义。一些地方政府试图借此提高社会效率。结果却是，不仅社会效率并没有提高，反而下降，而原有的社会管理机制也瓦解而破产。值得警惕的是，这种新威权往往以造福百姓、发展区域经济作为旗帜，颇有迷惑性。
陕西丹凤的小额信贷试点，正是因为政府“好心”的介入，并且同样“好心”的降低利率，结果导致了整个信用链条的中断。浙江以外，中国的很多省份，热衷于高速的经济发展，甚至发明出“挂牌保护”以发展企业的措施。不能说“挂牌保护”就完全没有道理，但这种以行政手段替代经济规则的办法，最终必然还是由经济来承受代价。
我们认为，政府的归位，某种程度上比大量提供各种优惠政策还要管用。
[责编：蒋虹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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