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贝托·艾柯(意大利)亲爱的朋友们：

在北京“跨文化国际文化论坛”，艾柯站在演讲台发表60分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演讲。

问题本身的严肃性不言自明，我们当然关注。除此之外，艾柯表述严肃问题的态度也值得我们玩味———没有夸张的“正义”冲动，而用心之良苦却处处昭然。

这并不表明我们会因着善意或钦佩而全盘接受艾柯———事实上，他本人多少也承认了他对中国历史的陌生，他演讲中的“我们”显然不总是包括我们———但至少，艾柯没有把我们假想成一群有待拯救的傻子，或一群“正义”妄想狂。

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们读不懂或误读了艾柯的战争与和平，收获也还是有的。

这个主题发言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打算从哲学的角度来阐述我的一些观点。

许多神话把人类原始状态设想成非常合理有序的状态———即黄金时代，这么说是为了在未来有可能重建这种状态。在此时期，不仅人类与人类相处愉快，人类与动物也和平相处。如果把战争看作暂时的混乱无序，我们就相信战争是为了恢复业以破坏的秩序，或者说，战争是把胜者的秩序强加给国家、部族冲突的无序状态。

拿这种观点来看我们的过去，很快就能发现是有问题的。当然在眼下，这些个说法也不合适。必须看到，过去70年来，我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观念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当然我是以西方人的经验和思考来谈这个话题，很抱歉我拿不出与中国有关的例子和分析。但我认为现在全球化造成的很多问题，尤其以战争与和平问题为主，对每种文化每个国家都是一样的。

最近这些年随着世界发展，战争的定义一点点地在变。自古以来，不管人们使用什么样的武器，战争的概念变化不大，但过去17年里，至少有3次，我们得重新思考战争的概念。

从古典战争到冷战

千百年来，古典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开战就是要打败敌人，并从他们的失败中获利。我们奇袭制敌以达目的；尽一切可能不让敌人得逞；我们愿意付出己方一些生命代价，为的是给敌方更大打击，让他们死的人更多。

还有一个条件，虽然很明显，我还是要提一下：要知道敌人是谁，在哪儿。有了这个前提，古典战争通常是正面交战，在两个或以上的明确领土之间进行。这是场双方之间的游戏，其他国家的中立，是交战国自由行动的必要条件。

这种古典战争的形式在二战末期遭遇了第一次危机，二战明显变成了全球冲突，分不出交战方和中立方了。同时原子弹的出现也决定了一个事实：不管是谁在打仗，核能使战争损害整个地球。

这些现象促成了古典战争向后现代战争的转变，也就是冷战。冷战造就了所谓交战的和平，或者和平的交战，一种恐怖的制衡。这一制衡确保了东西方中心区的稳定，而其代价是外围不间断的古典战争，像越南、中东、非洲国家等。也就是说冷战保证了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和平，代价是第三世界周期性或地方性的战争。

海湾地区后现代战争

苏联的解体结束了冷战，但是世界各地仍然战事不断。1990年，入侵科威特的萨达姆军队认为必需重归某种古典战争形式(不妨回顾一下二战起源，要是希特勒刚一入侵波兰就受到制止的话……)。但很快，这显然不再是两军对垒。因此海湾战争是后现代战争第一个实例。

后现代战争有什么特征？

首先，敌方的身份不确定。我记得二战时期，意大利法西斯和希特勒德国结盟与英法对抗时，收音机里喊出一句宣传口号“天谴英国人！”意大利人受了号召仇恨所有的英国人，就像后来美国人受了号召仇恨所有日本人，日本人对美国人也一样。相反在海湾战争期间，西方国家并非要仇视每一个伊拉克人，只是针对独裁者及其部下。所以西方军队使用了所谓精确制导炸弹——后来在科索沃战争，在阿富汗以及第二次伊拉克战争，也是如此。

其次，非正面战争。后现代战争不是正面战争，这恰恰缘自跨国资本主义的本性。塔利班和萨达姆军队原来都是西方兵器工业装备起来的，这不是偶然。这符合成熟资本主义的逻辑———避免单一国家控制。在海湾战争中有个重要的细节，西方空军以为摧毁了萨达姆的一批坦克库存，后来发现那都是假的，这些假坦克由一家意大利工厂生产，当年卖给萨达姆也属合法。

古典战争令各交战国的兵器工业获利，而后现代战争却使跨国军工企业从交战双方赚钱。不只如此。古典战争使军火商暴富，相比之下其他贸易的暂时停滞显得不那么要紧，而后现代战争(尽管也喂肥了军工企业)还危害到整个社会体系的支柱。后现代战争把某些经济力量扯进与他国的竞争，冲突的需要胜过国力的需要。

所以海湾战争必须速决，持久战最终对谁都没好处。

后现代战争中，国家逻辑要服从跨国公司的产业逻辑，同时还要服从信息产业的需要。海湾战争时，西方媒体不只发表了以罗马教皇为首要代表的西方和平主义者的质疑和抗议，甚至还表达了支持萨达姆的阿拉伯国家一些外交官和记者的意见，这还是有史以来头一次。

所有古典战争的目标都是要阻止敌方的宣传，提出古典战争理论的最重要的作者克劳塞维茨曾经指出，市民与军队，全部国民的同心同德是胜利的前提。但海湾战争的情况正相反，传媒一直允许对方表态，也不从道德上要求任何一方的公民认同自己的政府。

媒体就这样开门揖盗。海湾战争已经明确了一点：后现代战争里，每一方的身后就有自己的敌人。过去的战争中，通敌者是要逮捕(或杀死)的，从敌国来、替敌人说话的同胞在战争结束时会上绞架。

海湾战争期间不光有彼得·阿内特等美国记者在巴格达出镜，也有定居西方的穆斯林在电视上支持萨达姆。就算传统媒体受到钳制，新的通信技术也能保证信息流无可阻挡。这种信息流未来会承担古典战争中情报机构的功能，它会瓦解一切突袭战———要是不能突袭敌人，你就拿不下一场战争。后现代战争把间谍的角色制度化了，因此也造就了普遍化的“敌情部门”。

后现代战争卷入了太多的冲突势力，主战方的算计和意图不再有决定性价值。更多势力的卷入也就使势力的分布不可预知。结果就是：最终的秩序有可能利于某一方，但原则上，后现代战争是双输的。

后现代战争里没有赢家。冲突中某一时刻一方得势，并不代表这就是最终定局。此外，正如克劳塞维茨所说，只有当战争换成了别的政治方式继续进行，才会有一个最终时刻(胜利一方达到了某种平衡状态，可以回到政治上了，战争才会结束)。从20世纪的两次大战已经可以看得很清楚，战后政治始终是战前状况的延续。无论战争走向如何，全面重组的秩序并不能遂了所有参战方的心愿，于是冲突还是会以别的形式继续，直到新战争开打。比如一战之后，出现了从意大利到德国和巴尔干地区的法西斯政变，接下来是西班牙战争、二战，然后又是冷战。

是不是在过去情况发展得与往常不一样了呢？古典战争导致合理结局，即均衡和秩序，这种认定出自一种黑格尔式的偏见，认为历史必然有一个方向。没有任何科学或逻辑上的证据能说明，3次迦太基战争之后的地中海国家秩序，或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秩序一定是种均衡。反倒更可以认为那是种失衡状态，如果没有这些战争还不至于这样。数千年来，人类把战争当作解决失调与无序状态的办法，同时也决定借助酒精和别的麻醉药品来解决心理失调；前者一点都不比后者更有说服力。

海湾战争之后的情况就再清楚不过。西方军队解放了科威特，却没有去考虑重建某种形式的秩序。可是为了解决这场胜利导致的种种问题，10年后美国决定，必须发动另一场伊拉克战争。

后现代战争不应杀死敌人。古典战争的目标是要尽可能多地消灭敌人。在过去，一场胜利之后军队将领们在夜里穿过战场，成千上万的尸体中有一半是自己的士兵，而他们完全不会大惊小怪。己方阵亡士兵以勋章和仪式纪念，以此增强英雄崇拜。敌方阵亡人数则作为荣耀见于报章，期待后方公民为消灭每一个敌人欢欣雀跃。

与之相反，海湾战争建立起两个原则：(1)任何士兵都不应当牺牲；(2)歼灭的敌人也应该尽量少。说起敌方死亡人数，我们很见识了一些遮掩和伪善，因为大量伊拉克人死在沙漠里，但是没人去强调这个细节，这倒是十分有意思的迹象。典型的后现代战争要避免杀伤平民，因为杀人过多就可能导致国际舆论的谴责。于是用上了精确制导炸弹。

由冷战带来的多年和平之后，年轻一代如此敏感很正常，但是在德国的火箭摧毁伦敦，盟军的炸弹把德累斯顿夷为平地时，你能想象这种敏感么？

交战双方对敌方都抱有同情心，海湾战争是头一回。

就我方士兵，海湾战争头一次认为哪怕一条性命的损失也不可接受。老式的军事逻辑要求成千子弟兵做好准备为胜利的那一天捐躯，而眼下的参战国不吃这一套了。一架西方战机坠落也被当成无比痛苦的事情，在电视上我们甚至把被俘士兵奉为名人，他们为了求生同意替敌军的宣传做传声筒(可怜见的，人们说，他们是受了酷刑才这么做啊———他们忘记了节操这回事，被俘的士兵即使受刑也不能开口)。

以古典战争的逻辑，这些人会遭受公众的轻蔑，至少这令人遗憾的行为不值得同情。但现在大家谅解他们，把他们裹在团结一致的温暖当中，就算军方没有奖励，媒体的好奇也给了他们奖赏，因为他们设法活了下来。简单说，后现代战争成了传媒产品；准确讲，传媒卖的是幸福，不是苦难。媒体不得已拿掉了战争逻辑，代之以幸福最大化原则，至少是牺牲最小化原则。这就是海湾战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