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战陕北 毛泽东用小电台提携全军

1946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中央战备会议，周恩来对战备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对通信工作提出了高标准的要求。他特别提出延安广播电台在战争条件下要不断广播。

1946年12月，王诤主持军委三局逐项落实中央战备会议的决定：在陕北瓦窑堡吴家坪地区建立能接替中央军委战略指挥的通信设施，兼作军委三局的后方基地；在好坪沟地区，用美制500瓦发射机改装成预备广播电台；对晋绥军区兴县和晋冀鲁豫军区涉县2个通信中心，制订了设备规模和筹集办法，并派出干部具体负责组织。在上述意图下，晋冀鲁豫军区通信联络分局，由局长林伟和机务工程主任王士光主持，将2台美制导航台改装成的邯郸广播电台再行改装，使其适应延安广播电台的频率，晋察冀军区和华东军区也改装了广 播机，作为接替延安广播电台的备用机。即为了做到延安广播电台不中断广播，预做了三重备份的充分准备。

此时，蒋介石在美国的直接参与和支持下发动的全面进攻解放区的计划，以占领解放区105座城市、被歼80余万部队的代价，不得不放弃，改为实施重点进攻，目标集中到了山东、陕北两个点上。

鉴于陕甘宁解放区将成为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区，军委三局转入了战时体制。1946年12月，王诤就党、政、军通信联络等问题，向中央军委呈报了具体实施意见：实行党、政、军统一组织通信；统一调配电台；统一使用边区已建的长途电话线路；征集利用地方有线电设备；统一制订、发布战时的联络信号；统一规定作战部队代号与电台呼号等。

1947年3月13日，国民党军胡宗南部15个旅14万余人，分两路向延安推进。当时，西北地区的解放军兵力甚少，敌10倍于解放军。不久，国民党军增至34个旅，25万兵力。

3月19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以及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

3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于陕西省清涧县枣林沟举行会议。为了反击国民党军的进犯，决定中共中央临时分成三路：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率中共中央机关及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拖住国民党军主力；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刘少奇为书记，转移到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由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叶剑英为书记，转移到山西省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据此，王诤为了确保毛泽东、中共中央于西北之一隅能提携全军，对通信联络工作做了周密、细致的布置和安排。通信网的整体结构是：在中央后委所在地临县，以足够数量的大功率电台建立固定通信基地；在中央工委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建立辅助的固定通信基地；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配移动小电台。其具体安排是：军委三局相应地也分成三个部分：由军委通信总台副台长黎东汉（后崔伦）带4部15瓦电台，随中共中央机关在陕北行动，保障中共中央对各战场的作战指挥通信；组成以汪名震、陈士吾为正副科长的工委通信科，在中央工委驻地组建通信中心，保障中央工委对中共中央、中央后委以及对各下属大单位的通信联络；军委三局本部及军委通信总台随中央后委转移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附近，开设集中发信台、收信台，负责同各大战略区、各中央分局战略台、中共中央电台联络，并负责收发新闻和为中共中央电台转报。

这样以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三个战略无线电通信联络网即形成前轻后重的梯次配置。随中共中央行动的4部机动小电台，联络各战略区野战军，计12家；中央后委固定通信总台，联络各大战略区，计20家；工委固定通信中心，联络各有关战略区、各中共中央分局等，计20家。

这种战略无线电通信网的构思颇具匠心，充分显示出王诤的聪明才智。毛泽东在陕北的指挥部，用的是小型移动电台；各野战军和各根据地部队，用的也是小型移动电台；而在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驻地，建立起固定的通信基地，即以中间的“固定”照顾上下两头的“移动”。也就是说，两头移动的小电台如能直通则直通，若不能直通，则经中间的固定台转报。

从1947年3月到1948年3月，王诤构思并实施的这种奇特的3个战略指挥通信中心组成的战略指挥通信网，顺畅地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各战略区党、政、军实施战略防御和战略进攻诸战役战斗的指挥，发布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解放军总部的一系列政策、指示、规定和命令；保障了中共中央、中央后委和中央工委之间的密切联络，保障了战略指挥通信稳定、可靠和不间断。毛泽东对这一时期的通信联络十分满意。他说，解放战争胜利后，要给王诤颁发一枚最大的奖章。1947年7月31日，周恩来将此概括为“中央委员+电台=党中央”。任弼时对周恩来的说法还做了详细的讲解。无线电通信工作的贡献和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战略指挥通信网的构思和实施，是以精心组织、周密安排、各类通信设备的转移、搬迁、衔接等技术措施为前提的。否则，战略指挥通信的稳定、可靠和不间断将难以保障。

1947年3月6日，王诤为了在通信装备撤离延安时做到有序转移、逐一接替、万无一失，做出了如下安排：

3月8日，将延安文字新闻电报移交军委三局直属台拍发。

3月10日，延安对外公开宣传通信、同国民党统治区的联络，转由设在瓦窑堡吴家坪地区的2部500瓦电台及6部100瓦的通报台接替；与各根据地电台的联络，移交设在吴家坪的通信基地；随中央军委行动的2部15瓦电台（配手摇发电机）担负与刘伯承师长、陈毅军长、贺龙师长、聂荣臻司令员、陈赓司令员、陕甘宁前后方、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李先念司令员等9处的联络工作。

3月14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由瓦窑堡好坪沟广播电台接替。3月21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呼号仍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XNCR;4月1日，再次改由设在晋冀鲁豫军区涉县沙河村的广播电台接替，呼号照旧。

<b>在大决战的日子里</b>

在毛泽东的精心运筹下，从1947年7月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

时至大决战前夕，鉴于战略进攻在全国广大地域内展开，无线电通信成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实施战略指挥的唯一手段，通信联络的规范化和通信保密的重要性日益紧迫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3月24日，周恩来起草的中央军委致各野战军负责人的电报中指出：“蒋敌现有测量电台方位的设备”，“但对小电台，因电波弱，不易辨别。因此，愿你们在作战前部署期间及作战中，均不用无线电传达，或将司令部原属之大电台移开，改用小电台，转拍至大电台代转，以迷惑敌人。”此后，军委三局及各战略区均据此采取了相应措施，并于当年12月召开了通信保密会议。军委三局王诤、王子纲，机要局李质忠，西北野战军参谋长张文舟等参加会议，周恩来作了四言八句的小结：“划清系统，调整人员，改装机器，变化手法，模仿敌人，多种呼波，严守纪律，加强保密。”会议结束后，王诤主持拟订并发出一系列指示和规定，又编印了《关于无线电通信工作中的对敌斗争》，中共中央社会部也编印了《电台侦测常识讲授提纲》，下发各战略区。

7月21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陕北靖边县小河村召开军事会议，研究部署人民解放军在全国范围内转入战略反攻问题。根据周恩来传达的会议精神，王诤即指令专门电台负责联络三路大军，昼夜值勤，精心操作，并于7月23日发出中共中央军委致刘邓、陈粟等急电，对南进纵队的具体行动、指挥关系、各纵队间的战略战役配合作了具体部署，要刘邓“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建立根据地。”7月29日，发出中央军委急电，部署三路大军的具体作战方略。7月30日，在收到刘邓南下决心的电报后，毛泽东立即拟稿复电，要求以特急报立即发出，电报中详细交代了直出大别山注意事项，教育部队准备克服困难，树立远征意识，注意掌握新区政策。

8月1日，中共中央离开靖边县小河村，沿大理河向东转移。此时，陕北战场形势紧张，国民党军刘戡部急如星火向绥德猛扑，妄图消灭中共中央机关。在日夜兼程行军途中，毛泽东、周恩来仍然非常关心南进大军的作战情况，一到驻地或大休息时，立即要求电台同其联络，及时发出电报指示。

8月17日，刘邓大军以惊人的毅力胜利通过黄泛区，18日渡过沙河，20日强渡汝河，27日胜利渡过淮河，进入大别山，完成了千里跃进的任务。在此期间，刘邓大军曾先后得到西北野战军、陈粟大军、陈谢兵团的配合和策应。由于中央军委三局总台全时守听，随刘邓大军南下的电台对上联络比较顺畅，因而可随时接收中央军委的指示。

10月10日，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由新华社播发，通过军委三局的通信电台和新华广播电台向全国、全世界公布，第一次郑重地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立即在举国上下以至国际社会引起巨大的轰动。

1948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留在陕北的中共中央机关会同中央后委向河北省平山转移，与中央工委会合。至3月2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后委联络的对象已全部移交给中央工委通信中心。到6月底，军委三局随中央后委机关全部转移至平山县通家口，并整顿安排就绪。此时，军委三局总台已设有电台20部。

1948年9月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500万，歼敌正规军500个旅，5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周恩来就军事工作作了一个系统发言。

至1948年8月，人民解放军的通信建设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有了很大发展，仅关内各战略区通信干部数量即已达6260余人，通报台807座，收报台472座，有线电总机2000部，电话单机13975部，长途线路28200公里。

为了适应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决战和全面进攻的新形势，军委三局于9月16日至10月15日在平山县王家沟召开关内部队通信会议，华北、华东、西北、中原军区及各野战军（不含东北野战军）通信部门负责人钟夫翔、曹丹辉、黄荣、龙振彪、荆振昌、张有年等参加了会议。王诤主持会议并作了总结报告，王子纲、刘寅两位副局长就专项业务讲了话。10月13日，周恩来作重要指示，要求通信干部要认清形势，安心工作，提高技术，准备扩大业务，迎接胜利，并提出要团结、培养、提高干部等问题。

遵照此时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的指示，会议就以下几点达成统一认识：

（1）为适应大兵团多兵种大规模战争的需要，必须使用多种通信手段，除短波无线电通信外，要重视建立有线电通信网，以利保密。在战术范围内，要重视使用小型无线电话、信号通信和运动通信。

（2）做好接管大中城市通信企业事业单位的准备工作，准备好接管人员，组织学习必要的知识和政策，特别是团结、改造旧政府和旧军队的技术人员的政策。

（3）组织好通信器材保障，试行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

（4）严格通信纪律，加强通信保密，积极开展电子斗争。

从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中共中央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王诤的领导下，全军通信兵运用各种通信手段，对战略决战的胜利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王诤在每个战局转折时期，总是及时动员，身先士卒，从严要求，并将在延安形成的“前轻后重”、为前线着想的指导思想贯彻始终。

在整个决战期间，王诤严肃、从容地把握了战略指挥通信的种种新情况和新特点。当时，凡属战役统一指挥机构的组成、部队的编成、主攻方向和第一攻击目标的选定、兵力部署、行动时间的确定、各战场之间的协同等重大问题，都要由中央军委决定。在决定作出之前，要和前线指挥员反复电商，倾听意见，权衡利弊；决定作出后，要迅速下达，战役过程中各战场要随时报告战况，中央军委要适时调整部署。这些都得通过无线电通信手段来实现，并由军委三局直属总台和各野战军电台共同负责完成。

为此，王诤首先抓了直属总台的政治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加强值勤管理，建立健全领班值班制度，亲自严格督促检查。

军委三局上下超负荷运转达到了新的高峰。为了满足前线的需要，派遣电台任务增多，总台报务员不断减少；联络对象增多，由原来的41个增加到59个，参加三大战役的兵团、纵队必须同总台直接联络的电台增加到20多个；可越级指挥、越级上报的电台大量增加；电报量急剧增多，由延安时期的每月90万字增至月平均140万字；特急电报接连翻番，平时特急报一般只占电报总数的35%，而在此期间，仅刘、邓、陈及林、罗的特急报即达75%，要求随叫随应的联络对象也占到20%。原规定“4A”特急报即刻译发，限6小时内发出，数量要加以控制，然而这期间军委机要局送来的电报经常是“4A”，甚至一大串“A”，有时还在后面加个“毛”字以示紧急。在此期间，毛泽东亲自看过的总台收进的各野战军的电报达千余份，总台发出他亲自起草的电报即有400余份。周恩来根据所掌握的敌我力量消长情况，提出分析判断，同毛泽东共同决策，亲自起草的有关作战指示、批示和贺电等文稿也近40份。也就是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通过无线电通信，洞察全局，运筹帷幄，指挥各野战军决胜于千里之外。

三大战役胜利结束以后，解放战争进入到战略追击阶段，王诤一方面组织军委三局立即统一部署全军实施战略追击的通信保障工作，从健全组织编制、器材调整补充到通信技术人员的调配与训练等，做出统筹安排和认真准备；另一方面，组织实施接管北平、天津以及其他大中城市的电信工作。

1949年1月初，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组成，叶剑英任主任。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副局长王子纲率领局机关部分干部进驻良乡，组成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电信接管部，并制订了电信按管方案，实施计划及其相应的方针、政策。

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

2月初，王诤率电信接管部入城接管国民党政府第七区电信管理局以及北平电信局、广播电台和“联勤”、“剿总”、省府、保安四个系统等的电信部门。

与此同时，王诤选派军委三局通信总台田保洪副台长等，携带4部电台先行进入北平，接替南北两线各野战军的联络对象12个，以1部电台专对西柏坡中央军委台联络，并利用已接管的无线电设备，逐步接替中央军委通信总台的全部联络任务。

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怀着进京“赶考”的喜悦心情，率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机关大队人马，分乘11辆小汽车和10辆大卡车，离开西柏坡，浩浩荡荡地向北平进发。

3月25日清晨，毛泽东、周恩来等从涿县改乘火车到达北平清华园火车站，坐汽车到颐和园休息。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到西苑机场，同各界代表一千多人见面，并且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当夜，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机关在香山住下，毛泽东住在香山的双清别墅。

在毛泽东、周恩来等迁入北平的当天，在王诤的精心组织指挥下，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由平山县迁入北平，改名为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并于当晚开始广播。从延安瓦窑堡到北平，其间有4次转移、接替，从未间断播出。

注：选自鲁之玉等著《王诤传》，电子工业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