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路德·金：我有一个梦

1976年，席勒中止了职业摄影师工作，将工作重心转向写作和拍影视剧。原因，他解释为对拍照“做腻了”。而在他的老搭档诺曼·梅勒的笔下，“漫长的六十年代”的尽头“是电视时代”。席勒又一次敏锐地抓住了机会。

这一年7月，一个叫加里·吉尔默(GaryGilmore)的年轻人射杀了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人，因为他的女朋友离开了他，他正心烦意乱。当年10月，吉尔默被判死刑。他的母亲以及其他团体和个人出于不同的动机一再提出上诉，以致行刑日期一次又一次被推迟。但是吉尔默本人却一心向死。1977年1月27日吉尔默被枪决。

吉尔默放弃上诉之后，席勒第一时间与吉尔默的家人取得联系，表示想报道吉尔默的故事并拍一部电影。这次他没有接受任何媒体的委派。“1976年的时候，我已经不再需要任何媒体派我去。如果我发现一个好故事，所有媒体都会愿意登我的报道。”席勒说。

他付了约1000美金给吉尔默：“付钱并不能保证你可以得到一个好故事、真实的故事。它只能保证你是独家的。”席勒通过吉尔默的家人认识了吉尔默的律师，甚至成为律师的参谋。然后，他终于在监狱见到了吉尔默。

隔着一块玻璃，他们面对面交谈。吉尔默问：“谁会来演我的电影？”席勒答：“你为什么想知道这个？”吉尔默说：“我的人生，我有权决定谁来演。”席勒答：“加里，将会活下去的人是我，不是你。决定谁来演这个电影的人也是我，不是你。”然后，他作势要走。吉尔默立刻说：“好吧好吧，你决定谁来演这个电影。”席勒坐回来，说：“顺便问一下，那你想谁来演这个电影？”吉尔默答：“加里·库珀。”———当时库珀已经去世，吉尔默说完两人都笑了。“就是这一刻，他在测试我，看他能多大程度上控制我。”席勒回忆说。

处理人际交往中微妙的控制与反控制，席勒是个行家。马龙·白兰度曾对他说：“我不想动。”席勒听罢收起相机就走，最后妥协者是马龙·白兰度。

通过这一关，席勒得以继续与吉尔默联系。他找了一位合作者，采访了一百六十多人，有的人反复采访的时间达100小时，采访的对象从吉尔默的母亲到母亲的母亲，到几乎所有认识他的人。吉尔默成长经历中笼罩着的摩门教阴影，他受到的1960年代嬉皮文化的影响，他与女朋友的坎坷恋情，为他争取免除死刑的人们的不同动机，一一被挖掘出来。

然后，8万字的报道刊发于《花花公子》杂志，成为这本杂志发表过的最长的采访。

这时，席勒已经想写一本关于吉尔默的书。不是他自己写，他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好写手，而且在这件事情上，他已经牵扯太深。他再次找到了诺曼·梅勒。梅勒在席勒采访的基础上又追加了采访，阅读了大量档案、材料，花了近两年，写出“新新闻主义”代表作《刽子手之歌》。这一次，梅勒又尝试了一个第一次：以往，他的写作总是带有强烈的自我关注，但是在写作这本书时，基于席勒调查采访获取的第一手材料，梅勒将作者隐藏到最小，以一种不动声色的超然态度描绘了一幅美国社会风情画卷。

《刽子手之歌》为梅勒赢得第二次普利策文学奖，也成为当年畅销书。这对拍档继续合作，梅勒写剧本，席勒做导演和监制，制作迷你剧集《刽子手之歌》，又得艾美奖。他用了一个总是演配角但是才华横溢的年轻人来演吉尔默，这也让后来的大明星汤米·李·琼斯第一次赢得艾美奖最佳男主角奖。他找了一个和他一样满脸络腮胡的演员演他自己。剧集里，就在吉尔默行刑的前一分钟，拉里(席勒在剧中的名字)仍在记笔记———虽然公众对于席勒近乎冷酷的报道行为颇有争议，席勒自己对此却从不回避。

这次的展览里，席勒带来了一张吉尔默的照片，摄于死刑执行之前两小时。“这个事情虽然发生在1970年代，但它代表了1960年代，是1960年代各种社会问题的结果。”席勒解释说。

直到1994年，席勒才重操摄影师旧业，是因为接受了一项委托，去报道辛普森被控杀妻案。1960年代，席勒就曾为体育明星辛普森拍过不少著名的照片，结下了私交。当辛普森入狱之后，席勒和他的拍档、女摄影师凯茜·阿莫曼成为惟一可以入狱采访、拍照的人。又一次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结果是又一本畅销书———揭露此案内幕的《美国悲剧》，以及同名热播电视剧。1997年，凯茜·阿莫曼成为席勒第三任也就是现任妻子。

9月18日的上午，当席勒在北京回忆他调查辛普森一案的经历时，美国传来一条新闻：辛普森因涉嫌持枪抢劫再次被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