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重建“校园文化”

所谓“校园文化”，本该包括学生社团、文体活动、师生关系、院系传统等。这里着重讲“大学城”里的“校园文化”。

我们今天谈论“校园文化”，必须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那就是：各地政府花大价钱一次性建成的大学城，硬件都很好，但缺乏历史感和文化氛围。更要命的是，此举使得本就日渐疏远的师生关系，进一步恶化了。因为，目前各地所建的大学城，一般都不设教师住宅区，于是，教师上完课马上走人，要不赶不上学校的班车。傍晚时分，你在大学城走走，全是“朝气蓬勃”的脸孔，一点也没有梅贻琦所说的“大鱼带小鱼”的感觉。这样的“校园文化”，很不理想。

记得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说过：“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这里所说的“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包括同学之间的，也包括师生之间的。如今缺了后一种，全成了同龄人的对话与嬉戏，必定影响其精神成长的历程。

这个问题很严重，且带有普遍性，学界对此多有反省，我也在别的地方专门谈论过。除了抱怨与批评，我们还能做些什么？与其悬得过高，提出一些一看就无法落实的理想设计（如某大学规定，为每位本科生配备专门的指导教师），还不如老老实实承认，面对如此局面，我们能做的，就是“亡羊补牢”。

我的建议是：第一，各大学之间，相互开放课程并承认学分，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学术兴趣，在紧邻的不同大学间自由选课（这本来就是设计大学城的初衷，但因教学管理以及“自尊心”等问题，很难真正落实）。第二，尽可能多地邀请各地著名学者，到大学城举办高水平的学术讲座，以弥补无法“亲炙大师”的缺陷。第三，要求教师根据自己的专业特长及趣味，尽可能参加学生的社团活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北大教授大都这么做）。第四，尽快完善校园网络建设，教会学生如何有效地利用互联网资源，而不是因噎废食，为防止学生沉湎网络而禁止带电脑进校园。

回到最初引用的杜德斯达所撰《21世纪的大学》，书中有这么一句：“我们必须坚信，大学教育更深层次的目标虽历经千年却从未改变，从未消失，因为它的意义至关重要。大学扩展并发掘了人类的潜力，使人类的智慧与文化代代相传，并创造出了影响未来的知识。”我们的任务是：坚守大学理念，但又努力促使其适应时代的变化，在过去与未来、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张力中，尽可能兼顾知识生产、社会效应以及精神价值。（陈平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