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刮骨自救”？

“华为的成功，使我失去了孝敬父母的机会与责任，也消蚀了自己的健康。”任正非曾如此感慨。这个意义上，他和民工并没有两样，这是一代人共同的命运。

无论全球各界对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以来奇迹般的崛起之谜有多少种解释，一个所有人都不得不承认的强大动力是：被解除束缚的这一代中国人异乎寻常的进取心，和他们在生存压力下为了摆脱贫穷与落后而进行的以青春年华为代价的疯狂努力。

正如一国的经济繁荣程度往往与劳工制度密切相关，中国人的疯狂努力，与中国灵活的用工制度密不可分——尽管早就有劳动法，但这部法律就像中国的许多其它法律一样难以执行。

“我终于理解了9%的经济增长率意味着什么——一个从不停止运转的经济，工作昼夜不停的轮班倒以弥补失去的时间。对中国而言，需要弥补的时间是550年。”“休克疗法”之父杰弗里·萨克斯在1992年来到中国时，曾如此评价。

此后十余年，数以亿计价格低廉的中国低端劳动力辛勤劳动，在全球化大潮中夺得产业链的制造环节，换来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也支撑了GDP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

如果说低端劳动力为中国赢得了现在，那么被称为“新民工”的中端劳动力将为中国赢得未来，这在华为尤为明显。

作为成千上万中国企业之一，华为从1988年成立至今走过了一条典型的中国路径并引领了新的方向：从价值链的最低端做起，利用价格获得优势，然后奋力向上攀升，到现在它已被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评价为“它的崛起，是外国跨国公司的灾难”。

华为的竞争力，离不开数万“新民工”几乎不要命的艰苦劳动——去年，一位25岁的工程师便过劳身亡，他在一个月里只回过4次家，其余时间都在实验室。这些技术人员被称为“研发民工”：2004年西门子曾做过分析，当时其欧洲企业研发人员年均工作1300—1400小时，而华为是2750小时。同时，华为的人均研发费用只有2.5万美元/年，而欧洲同行是12万—15万美元/年。

在高科技行业，由于产业遵循摩尔定律——集成电路芯片上所集成电路的数目，每隔18个月就将翻一番——技术的保鲜期大大缩短，技术人员的生命周期也随之加快，创新不仅是企业活力之源，更是生存的必需。

就像源源不断进城的农村人口为“中国制造”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每年六七百万的大学毕业生，为创新提供了新鲜血液。用最好的人的黄金时期，几乎成为这个时段像华为这样的中国企业公开的秘密。

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将不再长久了，新劳动合同法关于“无固定期限”的相关条款（见链接），就是为了改善这这劳动关系短期化的现状。全国人大法工委行政法室副主任张士诚曾公开将此举称为“帮助劳动者重拾铁饭碗”。

这样的铁饭碗恰是华为努力要打碎的，而这群可能捧得铁饭碗的人正是一贯以危机意识著称的华为努力要清理的“沉淀层”——由于收入丰厚，职位稳定，这个群体往往生出惰性，进取心消退，技术知识老化，但正当其位的他们却阻碍了后来者发展的空间。在此之前，华为曾进行了许多努力，比如1997年让所有市场部职员全体辞职再竞岗。

“任何一个民族，任何一个组织只要没有新陈代谢，生命就会停止。”2000年，任正非如此评价当时那次辞职事件。

7年之后，在劳动合同法生效前夕，华为不惜耗资10亿重演了这样的故事，引来无数道德争议，也给立法部门出了一道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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