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慈善”为什么能成为经济新模式

3月10日，海航集团董事局董事长王健在《环球时报》上发表了文章《海航探索“企业+慈善”经济新模式》。此文不长，只有1500字，但颇值得关注。

对于近一年来备受公众关注、在舆论场里被议论纷纷的大企业海航来说，这篇文章可以比较清晰地回答了坊间对海航的一些疑问，澄清了许多猜测。文章明确提出了“企业+慈善”是一种新的经济模式，海航正在做这种模式的探索。从海航这种探索的背后可以引申出更高层面的分析和认知。那就是在现代企业制度下，当企业做到一定的规模，特别是上市后，由于股权的分散和结构的复杂，已具有很大的公共性，和原始股东以及大股东关系不大。而致力于公益事业，参与社会管理，正是这种“做大了就是大家的”企业公共属性使然。

王健在文章中说：“结合国际发展经验，海航集团创造性地提出了“企业+慈善”经济新模式：企业方面，以产业为核心，服务社会、服务人民；慈善方面，以公益为核心，造福社会、造福人民。”

这段话说清楚了“企业+慈善”经济新模式的基本结构和构建之目的。而在另一段话中，王健讲述了海航集团是如何操作以确保企业姓“公”：

“海航集团通过股权激励最大限度满足管理团队物质生活追求，鼓励海航高管有生之年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使企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海航集团所有个人股东承诺，他们在离职或离世时将捐赠其所持有海航集团的全部股份到慈航基金会，将海航集团交给社会，将慈航基金会交给人民，通过股权捐赠最大限度实现管理团队社会价值追求。”

这段话可能颠覆了不少人对企业的认知，也是前段时间社会舆论质疑海航的原因。一些媒体一直在纠缠于“海航是谁的”。而当海航回应慈航基金会是海航集团最大的股东时，又是质疑声不断。——囿于传统的认知，人们总认为这么一家实力雄厚的企业，怎么可能被一家慈善基金会控股呢？那么参与创始的高管到底是为谁辛苦为谁忙？海航高管难道都是一群“圣人”的集合？

如此分析质疑乍看起来有道理，但却犯了刻舟求剑的错误，没有看清楚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到今天，大企业无论其产权结构如何，现代法律体系的规制决定它不可能像一件产权清晰的物品可以由所有人任意处置。企业发展主要为公众而非某个人或某一群人谋取利益，一方面是由创始人或管理者的道德自律和眼界胸怀决定的，还有更重要的，企业大了就具有了公共属性——当企业还是一个小作坊时，企业就是一亩三分地；当企业和百万个家庭，亿万个客户发生联系，企业本身就像是这个社会。这也是为什么世界500强企业如此受人瞩目。

海航探索“企业+慈善”经济新模式正是审时度势，看清了现代企业制度发展、创新的大势，顺势而为。

富人拿钱做慈善，在中外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富而好仁”是中华传统社会推崇的价值观。司马迁早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过“故君子富，好行其德”。但在传统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不发达和当时的社会制度所限制，富人行善更多的是出于道德自律和博取社会赞誉的精神需求。譬如一人有良田万亩，拿出一半即五千亩办一个慈善机构，田地所获用来做公益。

在传统社会里做公益只能如此，身在其中者哪怕如孔孟之贤，也无法超越历史的局限。而随着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和不断创新，情形便有了很大的变化。

创办企业的初衷和维持企业运行的手段必定是赚钱，一个企业主如果说他不追求利润，多半是虚伪之言。但企业一旦做大，利润就不可能是唯一的目标了，对股东和管理者而言，看重个人收益会随着企业规模扩大、巨额利润的获取而被超越。用老百姓的话说，一个人的财富达到一定的规模，那只是一个数字了。

新希望集团的老总刘永好曾在2002年对媒体坦露其对金钱认识的心路历程。回忆起他人生每一阶段对财富的不同认识，他说，当一个人拥有10万元时，他对于财富的渴求最为强烈，钱对他的重要性也达到顶峰；当一个人的口袋里装着1000万元时，这时他的感觉就是“要什么有什么”，这一阶段，人最容易丧失进取的动力，幸好他自己没有在这里驻足；当一个人的财富增加到10亿，他会感到口袋里只有1亿元，其他9亿似乎已经与他无关。

马云、马化腾、刘强东等许多企业家有类似刘永好如此的认知，获得这样的认知，对不同的人来说或早或晚。海航集团的创始人们有着宗教的悲悯与哲学的高度，所以在企业创办初期就明确了战略愿景：致力于为人类谋福祉、为民族谋复兴，发愿造福人类与世界和平。而有些企业家百折千回，走过一些弯路，最终明白自己创办的企业做大了便不是自己的，必定姓“公”，如此企业方才突破发展的瓶颈。

对现代企业来说，它创造的价值主要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股东带来收益。如前文所言，当股东的收益达到一定的规模时，更多的财富属于全社会。一个人或一家人的生活用度是有限的，而代际传承在现代国家成本很高（如遗产税）。公司上市后更是如此，持有其股票的人是不确定的，人人皆可以成为其股东。

二是为政府带来税收和创造就业机会。

三是自己参与公益事业，拿钱做慈善。

从这三个层面来分析，哪有什么私有的大公司呀？“Company”一词到了中国翻译成“公司”，我以为比日文中的“会社”更精确。企业可由私人创办和运营，但进入公共领域必然姓“公”。

我们如果考察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业史，这种认知可能会更清晰。传统的老牌企业如福特汽车、松下电器、丰田汽车等等，现代科技企业如微软、苹果、谷歌等等，最开始都是个人创办的私人企业，发展到今天，哪家企业不是公共性很强的社会企业呢？福特不再是福特家族的，丰田也早不是丰田家族的，微软也不属于比尔盖茨。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成长的一代企业家，格局大的很早明白这个道理。马云说过若国家需要支付宝可以捐给国家。梁稳根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认为不能将这些话视为简单的表态。

中国由于有一段计划经济时代，改革开放以后，不少人仍然局限于“国有”“民营”这类标签。试问一下，一家经营状况良好、每年纳税很多的民营企业，和一家靠政府补贴才能活下去的国有企业，谁的公共价值更大？大公无私只能是理想状态，而尊重私权反而可能促进“大公”。

分析王健的文章，其立论基础和本文所说的企业三个层面的价值可谓不谋而合。他说：“通过股权激励最大限度满足管理团队物质生活追求，鼓励海航高管有生之年为企业发展做出贡献”，在此前提下，高管承诺“在离职或离世时将捐赠其所持有海航集团的全部股份到慈航基金会”，这就是明察大势的理性决定。海航在纳税和创造就业等方面的贡献不用赘述，网上一搜索便有。而海航为什么十分看重自己亲力亲为去办慈善，做公益？我的理解是，一则和海航创办时确立的目标和理念有关；还有一个原因不能不提一下，企业直接参与公益事业可能效率更高，惠及面更广，也能为政府的公共福利部门和专业的NGO（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全面的补充与助益。而反过来，积极参与公益事业，创造更大的公共价值，也会促使企业本身更有社会责任感，优化结构，提高效率，获得更好的社会美誉度，从而取得更好的经营利润。由此可见，企业所追求的利润目标和慈善目标可以相辅相成，并不是简单的“挣钱”和“花钱”的关系。

认识到大企业的公共性，或许才能理解王健所言的“企业+慈善”经济新模式，不是一时兴起造一个概念，而是明察了现代企业制度不断发展与创新大势，看清中国改革开放的来路与未来的一种顿悟。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企业认可这种模式并践行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