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情怀

□ 马伏娃

父亲马锐林，已经辞世两年了。他慈祥的音容笑貌，经常出现在我和家人的梦境中。我常常在想，作为老革命的父亲，是千千万万名勤劳爱国革命者中的一份子，他的一生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的缩影。他留给子女最深刻的印象，如果用一个词概括的话，我想就是“情怀”吧。

作者(左一)陪同父亲(右一)及父亲的战友郭锐锋(右二)夫妇参观北京天坛

父亲出生于1929年，2015年辞世。奶奶健在的时候，常说起爸爸小时候的故事。爷爷是毕业于保定陆军学校的高材生，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战死沙场。爷爷罹难后，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回到娘家，在通州西集镇肖林村寄居下来，清贫度日。奔波的生活，从小经历的人生不易，炼就了父亲早熟的性格。12岁那年，他来到北京琉璃厂，在一家装裱店做学徒工，希望能凭一己之力，让单亲母亲过上幸福生活。

年幼时的父亲

在学徒期间，父亲开始接触到进步的群众组织和政治组织，聆听到不少文化名家的当面教诲，打下了良好的人文素养基础，逐步从孤陋寡闻的乡土农村少儿，成长为关心祖国命运前途、思想进步的青少年，北平的地下党组织也开始关注到纯朴、善良的父亲。

1946年，16岁那年，父亲征得我奶奶同意后，参加八路军，加入了人民子弟兵的行列，并因表现突出当年入党。父亲时而参与正面战场的一线战斗，时而接受组织按排从事情报工作，担任中国共产党原通县(现为北京市通州区)地下党交通员，负责对周边晋察冀地区的情报传递。

父亲曾向我们讲述做地下党员的危险经历，多次命悬一线，与牺牲擦肩而过。父亲跟我们回忆一次渡河转移说，一部分战友刚趟水上岸，敌人就追到了岸边，子弹“嗖嗖”地飞过耳边。很多来不及过河的战友，牺牲在河水中，再也没有站起来。

父亲的舅舅，早于父亲，就已经加入了地下党组织，活跃在京津冀地区，后遭反动派逮捕，在旧势力的铡刀下英勇就义。反动派特务组织，由此开始密切注意我的父亲。在一次执行任务中，父亲的身份暴露，在党组织营救下侥幸逃脱，但我奶奶受株连，遭反动派逮捕。八路军及时赶到，在敌人押往枪决刑场的路上，把我奶奶成功营救出来。父亲常说，没有地下党组织的营救，没有同志们的拼死相护，就不会有我们全家建国后的阖家幸福。

带领我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也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是一位名叫郭锐锋的老党员。两人在新中国建国后失散50多年，晚年重逢，跨越祖国南北，在京城相聚数月，再谱传奇友情。

父亲刚参加八路军时的照片

父亲入党的引路人郭锐锋，比我父亲大两岁，但接受到了更好的文化教育，是那个时代的文化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在日常革命工作之外，两人惺惺相惜，也接下了深厚友谊。为了纪念这份战友之情，我父亲还改了名字，参照郭锐锋伯伯的姓名，将“锐”字添加到自己姓名中。

父亲身着军服与奶奶合影

1949年建国后，因为工作调动分离，这两位生死与共的革命战友，失去了音讯。父亲留京，工作在政府部分;郭伯伯跟随部队，先后参与了抗美援朝、珍宝岛战役、对越自卫反击战等多场战争。多年来，我父亲心怀感恩之心，从未放弃寻找带领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恩人，一直挂念着老领导，多方打听郭伯伯的消息。我们儿孙辈，从小都知道，父亲有一位失联的老战友，叫郭锐锋。父亲常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如果当年没有你郭伯伯指引我走上革命道路，那我只是一个农村的孩子，永远走不出那个村子，挣脱不了小农思想和封建思想的束缚。”

很幸运，在失去音信50多年后，2009年，父亲终于如愿以偿，寻找到了郭伯伯的联系方式。其时，郭伯伯已经从军队离休，住在武汉某部队干休所。我记得，父亲得到讯息后很激动、很兴奋，马上给身边的亲朋好友挨个打电话，报告“喜讯”。父亲当天就买了火车票，一夜难眠，第二天赶赴了武汉，看望自己的“革命引路人”。父亲力邀郭伯伯和他老伴到北京小住，要陪他们遍游新时代的北京城，并且让他们看看曾经保卫过、战斗过的地方。

2009年，父亲与战友郭锐锋游览北京天安门广场合影。

2009年，建国六十周年时，郭伯伯和夫人接受父亲热情邀请，在国庆期间来北京小住旅游。我记得，父亲专门把我们家附近的一套两居室收拾妥当，供郭伯伯夫妇居住。每天天一亮，父亲就早早起床，做好郭伯伯喜欢的早餐，步行送到他们的居室。郭伯伯年龄偏长，容易疲劳，父亲就推着老年手推车，带着他们游览参观。有时候，我和母亲也参与进来，陪他们一起游览京城。久别重逢，他们叙旧聊天，相谈甚欢，我们一家人都被他们的友情深深地感染了。他们常说，想不到，还能有幸躲过白色恐怖，还能亲历新中国六十年的巨变，真是上苍对我们友情的眷顾。郭伯伯在京小住两个月，父亲始终愉快地陪伴左右，从未中断。他们在一起，似乎有永远道不尽的回忆，有永远叙不完的话题。

父亲推着战友郭锐锋游览北京天安门

母亲常说，父亲是重情重义之人，对国家、民族、长辈、战友和子女，都真情以待。父亲与母亲相识时，父亲是革命干部，母亲师范毕业，在通县一所小学教学。父母结婚后，母亲作为驻校老师，常年生活在学校。父亲、奶奶和我们兄妹，主要生活在北京市区。每逢周末假期，父亲都会骑60公里自行车，去看望母亲，往返行程骑行120公里。直到我十岁的时候，母亲放弃教师职业，调到市区工作，全家才结束两地分居的生活。父亲常说，一位热爱教育事业，从教十多年的资深教师，放弃自己的三尺讲台，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决心，母亲为家庭付出了太多。父亲对母亲很珍惜、很疼爱，从来没有见他与母亲争吵过。他们夫妻和睦，邻里很羡慕，我们家也多次获评“五好家庭”。

曾经，单位要父亲去外地升职工作，父亲舍不得妻子和年幼的孩子，婉拒了常人求之不得的机遇。作为战争中走过来的老革命，父亲27岁就担任科长，可是，直至离休，还只是一位正处级干部，但是，他依然很淡然、很满足。在他眼里，阖家幸福，要远远重于官职和收入的高低。或许，只有经历战争和生死洗礼的革命同志，才能真正理解他对生活的选择。

离休后，父亲依然关心国家大事，积极参与了北京市劲松第一幼儿园中外友好园的建设工作，还鼓励我为友好园作了十多年的义务翻译工作。期间，父亲与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以实际行动促进了经济、文化领域的中外合作。社会事务之外，父亲过着恬静的生活，他常常与我母亲携手散步，并不时给我们儿女提供人生选择的指导。在儿女们眼里，父亲的退休生活丰富多彩，有滋有味，悠闲而充实。

2015年1月，父亲离我们而去。他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金钱财富，但却给我们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以自己的情怀，树立了平凡而伟大的形象，他是一位好父亲、好丈夫、好战友、好兄弟，是新时代的雷锋，是值得我们永远追思学习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