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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于七十年代末，却是个尴尬的年月：80年代的人觉得和我有代沟，70年代前半截的人又觉得我太稚嫩。
这是最后一个纯真年代：最后一茬为暗恋而脸红心跳却不知道性为何物的人；最后一茬知道各种信纸折法喜欢写信却就是写不出我爱你的人；最后一茬家长体罚还属平常不会喊家庭虐待的人；最后一茬会唱“在那山的那边海的那边有一群蓝精灵”的人；最后一茬看过《木棉袈裟》《自古英雄出少年》然后在真功夫的世界里畅想的人。
孟庭苇是我们后七十年代的标记，她在歌坛的七年，正好是我初一到大一。大二时我在上海的虹口体育场看了她的演唱会。我忘情的唱啊喊啊，直到泪流满面，旁边的小妹妹很是惊讶。她们不知道，我在悼念我的中学时代，在这演唱会之后，我埋葬了她的歌，埋葬了我的纯真年代。
小时候老师教我们要助人为乐，于是我们穿着校服戴着红领巾去老干之家搞卫生、去福利院做慰问、一天到晚学赖宁。说实在的，我不喜欢他，那时光学他就耗了好多时间和笔墨，但我从头到尾就觉得他不理智，自己死得不值还害惨了我们。不过天地良心，我是个十足的好学生，自然也是很热烈的响应老师号召的，于是有段时间就天天一早到学校做好事，修坏桌椅啦什么的，可是从来就没人知道是我做的，结果郁郁而终(是终止的终)。老师还以为是另外一个乖巧的女生干的，此女生帮楼下的老爷爷奶奶扫了扫地就被宣扬成尽心尽力帮助孤寡老人的模范，上电视又在学校做报告。更可笑的是，后来我才知道，人家不是孤寡老人，只是儿女不在身边而已。从那开始，我隐隐约约的知道，很多好事是三分真实加七分夸大。只是没想到长大之后，真正的好人好事就象濒临绝种的动物和稀世珍宝一样，而欺诈、贪婪、自私就象蟑螂一样普遍，于是我们这些受单纯道德熏陶的人就成了被欺骗的一代。
中学时开始流行校园民谣。我主持的校广播台一天到晚放《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中间还夹杂着一些“天不下雨天不刮风天上有太阳”吼歌，从广播室听出去，一校的男生跟着扯着嗓子吼，蔚为壮观。现在看来，是青少年性压抑的表现，懵懂少年，只能通过唱歌、追星来派遣、安放自己的青涩心事。如今的追星族也多是少年人，只是比我们那年代直接多也有钱多了。那时我那贴满明星贴纸的抄歌本，一到课间就被同学传来传去，而那时的流行歌现在已经成了怀旧经典，而不久前还在大学壮志满怀的我们，转眼也开始怀旧了。原来每一首歌
都有它的年代烙印的，我们看不懂F4、Twins，正如别人看不懂我们。当然，也有些长青树，如周华健。我们都长大了，他还在那唱着笑着，从我们十几岁到二十几岁，十几年过去了，他没有变，我们变了。
那时还流行抄格言，人人都动不动把“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挂在嘴边，但其实都中规中矩的走在考试的路上，谁也没敢出格。踩着80年代文化思潮的尾巴，我们中不少纯粹的文学少年。我在摘抄了几本《金砖集》，喻其意为书是铺筑人生路的金砖，只是没多久畅销书和通俗漫画就大行其道。北岛、海子、三毛、席慕容，就象他们的名字和姓氏一样，孤远地流浪在记忆的边缘。
千军万马冲进大学后，我们这些后七十年代的人，虽然没有沦为扩招，却也从小时候梦想的天之骄子一下降为下里巴人，于是跟着人流去夜校、跟着市场去考证、跟着失望去面试、跟着痛心去诅咒。不少人在中学时誓言旦旦说恋爱是大学的必修课，却还没来得及在学校的温室里爱一场就滑进了社会。爱情，没了少年的憧憬，却又不甘心成年的务实。这是个尴尬的年纪：我们虽然长大了，却还没有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没有权也没有钱。也许过个十年，我们的境界和语调又不一样。但如果那时还是混得灰头会脸，那估计是声音都不想发了。
后七十年代的人，生于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光芒下，出现了最早一批计划生育的独生子女，就象我们的出生一样，带着光芒与孤独，走在尴尬的时代罅缝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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