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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张志安 没什么可以不被模仿，尤其对传媒而言。从《北京青年报》安顿的“绝对隐私”开始，“口述实录”这种记录个体情感故事的报道形式很快风靡各大传媒，“情感实录”“真情故事”之类的隐私故事象招牌菜似地被报纸编辑们端到了读者面前。闻一闻，刚出炉的，自然新鲜；看一看，都是私人的跌宕故事，绝对独门秘制；品一品，揭开的伤疤混着曲折的情节，叫人大呼过瘾；如果再跟同事们回味、议论一番，激发的共鸣与同情着实可以让平淡的日子兴奋许久。在这样的阅读流水线上，口述者的感情被公开、吞噬乃至戏谑，媒介的发行量也许又往上攀升了几厘米。 如果说“口述实录”最初的诞生也算顺势而生的话，多少总有些可以解释的理由。比如媒介需要新的“报料”，煽情的、刺激的、新鲜的，个人的感情故事合乎要求。而以口述者为代表的都市男女们，日益坚强的外表下藏着愈加脆弱的心灵，渴望表达和被倾听，安静的编辑也许是个好听众，报纸的传播又多少承担了减轻个体感情负累的载体。于是，你的隐私我的歌，“口述实录”风光乍起，雨后春笋般满地开花。 可惜，“口述实录”很快蔓延成灾，做到后来变得俗不可耐。以笔者手头《申江服务导报》为例，其异化的表现起码有三：内容媚俗、形式娱乐、报道泛滥。 《结婚证上淌满我的心酸泪》《前夫扬言要打断我新男友的腿》……煽情而极富诱惑力的标题下，奔泻出的故事无外乎都市里千奇百怪的感情体验：没有爱却放不下的婚姻，离婚后依然被纠缠的感情，丈夫与女儿的亲密甚过夫妻，周旋在若干女人间的分裂苦痛等。故事的极度雷同与情感的奇特遭遇成就了“口述实录”的满身异彩，能捕捉到的真善美成分稀少，只有可悲的、可恨的、可恼的、可笑的故事，一次又一次黏着住情感麻木的读者。这种俗媚的内容追逐日益成为隐私故事的宣泄场和传声筒，口述者隐瞒身份出卖痛苦遭遇，采访者冷眼旁观，从一大堆平乏的题材中捕捉亮点，夸大噱头部分放大后给人看。 口述者的故事绝大多数是不幸的，也正是不幸的东西才能打动人。我始终觉得，从事“口述实录”报道的编辑或记者，应该是理性又具关怀精神的媒介从业者。面对着口述者的痛苦经历，他们需要保持冷静，同时又应该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关怀。由此推理，最佳的表现形式就是忠实记录，原汁原味地讲述故事本身。 遗憾的是，时下的“口述实录”有太多盲肠式的赘言，多半为编辑的“特别”点评。从专业主义的角度讲，编辑的角色是信息采集和传播者，而非评论者，所做的评论难保没有偏颇甚至错误，何况是对感情所做的评论。戴着感情专家面具的编辑，怀着或同情或愤慨或无奈的心情，对口述者故事做点评的时候，其理性的立场会因非理性的介入而降格。更有甚者，还设计了所谓“虚拟影视”的栏目，画蛇添足的安排影视明星来扮演故事中的不同角色。不知道，口述者读到“假如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其中的角色，谁演最合适？”看着明星们的照片，赵薇左来陆毅右，不知道口述者是否会觉得悲哀，倾诉的隐私故事正被当作影视脚本供人品评。 口述者的故事被娱乐化了，感情被娱乐化了，“口述实录”这种形式上的娱乐化折射出市场环境下报纸追逐娱乐诉求的商业危机。当然，并非经济危机，而是缺乏责任感和尊重的精神危机。 至于报道上的泛滥，自不必多言，随处可见的“口述实录”足以营造出另一种情感环境。传播理论提醒我们，我们感知的外部环境未必是客观真实的环境，关键在于大众媒介能否尽可能全面、准确地把信息传播给受众。可以想象，一个经常被“口述实录”包围和浸淫的读者，脑海里对都市人情感生态的认识必定“非同寻常”，因为交织景象的故事都是“非同寻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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