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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沙林
北京还能与圣彼得堡媲美吗？
为保护北京而呼吁的人并不多是“前朝遗老”的模样，王彬是其中很年轻的一个。北京“疯了一样在拆古城”，说什么也不管用，许多人气馁了，沉寂下来，王彬仍在呼喊，这就显示了他的不同。
他有一个特点，不是一般的泛泛呼吁，而是用自己的研究，自己对一砖一瓦，一个胡同一个门庭的钻研琢磨，唤起人们对北京的爱。
他知道他可能挽救不了什么，但最起码可以让古老的北京城留驻人心。
从1992起10年间，他和妻子跑遍北京的每一个角落，把北京所有有特色的胡同、宅门甚至各个细部都拍成了照片。
他和妻子50多岁了，至今没要孩子，他在鲁迅文学院工作，业余时间都用在骑着自行车走访、拍照和研究上。
提起梁思成，他有一丝不忍的表情掠过，那些事休提了。只是，他对记者说，确确实实在梦中，梦见了那个北京：在“长安一片月”下，城墙宫阙还在，天安门广场宏伟壮阔，也有新建筑，人民大会堂成了巨型博物馆，老北京的格局和气势依旧，旧时皇家园林和寻常百姓的宅院大多完整，包容在四面城墙之中，那城墙上花园处处，野草瑟瑟，城堞箭楼早成了孩子们捉迷藏的去处，像极了他孩童时代在城上奔跑的情景……站在城墙上，遥遥可见西边或北边的北京新城的摩天大厦，更远处是万里长城……
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首都格局，泱泱大国气韵，一点也不输当今在文化和皇都气象上占尽风光的巴黎、罗马、伦敦、君士坦丁堡、圣彼得堡……整个北京城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
当梦醒来，一片怅然。北京正以飞快速度把古老传统彻底铲除……王彬说，他从不掉眼泪，只是在走访当初美丽而现在破败的建筑时有一种深深的伤感，看着那精雕细刻的门楣、雀替、曾经辉煌而现在斑驳陆离的木柱，想象当初住在里面的是什么样的殷实人家，有何等的功业，而现在却成了熙熙攘攘的引车卖浆者的大杂院，一片破败。即使这些人也要马上流散了，此地将片瓦不存。
他的那个梦，也就是梁思成的梦，世界上的人，不管你赞同不赞同这个社会的形态，都会陶醉在其中的。
中国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总策划人罗丽说：“这次圣彼得堡建城300周年，敢把世界上40多个国家的领袖请到圣彼得堡，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它有与巴黎媲美的自信。它帝俄时代的面貌基本没变，涅瓦河畔，古建成群，属于18世纪的著名建筑群就有：彼得保罗要塞、彼得保罗大教堂(彼得大帝的葬地)、彼得大帝的夏花园及园中的夏宫、斯莫尔尼宫、冬宫、塔弗列奇宫、阿尼奇科夫宫(十月革命后改名后少年宫)，以及19世纪的宏伟的喀山大教堂、高达100多米的伊萨克基辅大教堂等，再加上50多座利用古建的博物馆，形成了圣彼得堡古朴、雄伟、稳重、宽广的特征。中国艺术家到了这里每每会有一种朝圣般的感叹：‘到底是欧洲啊！’正像俄罗斯的一句谚语，‘阅读七遍描述圣彼得堡的文字，不如亲眼看一下这座城市’。”
与之相比，我们能给这个世界的人展示什么关于我们自己的历史、数千年的中国？王彬说，“疯狂的拆迁，一片片古建被毁，我们给人家看什么，不能仅给人家看皇帝的内宫和颐和园吧，剩下的全是类似东方广场和西客站那样的东西？一个伟大的古老城市，需要血肉骨骼整体地保存下来，不能仅剩一个孤零零的院落和建筑。它需要氛围，需要环境，需要自己的天际线。”
王彬管这叫“城市肌理”的有机保存，即街道、胡同和四合院的完整结合。
他知道，这个城市的“肌理”已失，他对在这一生看到很好保存下来的北京已经失望，他做的工作是尽可能多地把残存的一点旧城描摹绘制下来，让后人凭吊。
北京古城面貌遭两次劫难
王彬1949年出生在北京东城区的府学胡同，亲眼看到了北京城的老建筑一点一点消失。这个过程长达50年。“抗美援朝的时候，说是防美国飞机轰炸，把四城都扒了口子，这就是新街口豁口、十条豁口等豁口的由来，由此，城墙的劫难开始了。这时，梁思成等民主人士三番五次进言要保护北京城墙，也确实起到过作用，比如他亲眼看到西便门城墙在1956年维修一新，但终挡不住“破旧立新”的思维方法，随着风向的改变，刚修好的西便门不到一年就拆了。人们随意取砖挖土，最终导致1969年修地铁时，把全部城墙都拆毁。实际地铁线路与城墙线路还有一段距离，人们终于找着某种机会把这碍眼的东西全拆了。
王彬是鲁迅文学院的讲师，他的主业是研究小说叙述学。但他80年代末对北京的城市文化地理着了迷，他最早的研究是北京胡同名字的变迁。这时，对北京城市文化肌理的最大破坏已经开始。王彬认为，北京古城面貌遭到过两次劫难，一次是改革开放前，因为各种政治原因；另外一次就是正在发生的、已经持续了20年的破坏，这次是因为商业原因，是几百年来对北京烈度最大的破坏。
王彬的感情在一点点变化，他从最初对传统文物建筑的喜好，慢慢发展到一种抢救的焦急。他认为中国文化吃了一个大亏，所有建筑都是土木结构而不是像西方古建那样是石头筑成的。元明时代的房子在现在已是极为罕见的宝物了，要想看到唐宗宋祖的宫殿，那真是异想天开，更别说完整的秦砖汉瓦了。而西方与我们秦汉同时代的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建筑，现在并不稀罕，有的还相当完整宏丽，比如雅典娜神庙，虽然屡经焚掠，现在只剩下骨骼了，但还是被誉为“世界最壮丽的建筑”。西方与我们宋元时代相同的中世纪的建筑就更多了。而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19世纪的建筑在欧美有些城市甚至是主体建筑，还承担着老百姓的日常功用。而我们呢？即使很近的年代的建筑也已经相当破败和稀少了，现在更在加速拆毁。
“我们这个民族其实不缺想法，也不缺美好的鉴赏趣味，你看我们北京那些宅院和胡同多漂亮。那些水磨青砖在夕阳下的色彩多协调。这种磨缝的青砖是我们民族独有的，制造得那么精细，还有那故宫里的“金砖”(一种只有苏州能产的黑色地砖)，曾被乾隆时代来华的英使瓦尔特尼误认为大理石。但我们缺乏保护意识……我曾想过，如果有一座汉朝或唐朝的宫殿还存在，那将是多么耐人寻味！那对国人和研究者，甚至全世界来说将是怎样的偶像？”
王彬为了弄清楚北京城的过往和各种古建宅院结构细节，研究了所有能找到的北京志书和古代笔记，他还尽可能地求教学者“方家”。在他拜访的众多老先生中，他非常高兴能与一位人品学识皆高的老先生单士元相亲相近。这是他的忘年交。所谓“溥仪出宫，单士元进宫，从此73年未出宫”，这位前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在紫禁城内搞研究73年，不仅传授给王彬许多古建知识，还传染给他所谓“遗老”对文物的焦心忧虑。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曾说：“文物者，国之大事也。”而许多文物部门，仅是行政科等一些管后勤的就有权对故宫这样的国宝级古建任意“维修改建”。王彬亲眼看见了年过90的单先生怎么与大权在握的“修缮人员”进行辩争。
“有关部门应广开言路，察纳雅言，咨诹善道，以减少失误，向人民向历史交上一张满意的答卷。”这是这位故宫学第一大家对有关领导的诤言。
“近些年来，为保护文物和建筑进行不少现代化工程，事是好事，亦属好心，但当权者仅是交给公司厂商，未能认真聘请文物工作者共同论证新的建筑如何达到保护文物应有之效果。有的工程报销岁千数百万元，知情者颇有烦言。有著(名)学者某公，曾有一诗，诗中曰：‘大权由霸主，作俑各自娱。文化成尘土’。对于外行擅权、师心自用，导致文物受损深表不满。”
王彬对记者感叹：单先生的话，没多少人听，老先生最后在遗憾中离世。
“无根的经济列车又能行驶多远呢？”
王彬就是这样背负着大师们的遗情，一个胡同一个胡同地走，一个院落一个院落地查。
北京难熬的严冬和酷暑，一日无遮无避地走街串巷还可以，数年如一日就需要大毅力。
他的课堂，他的实验室就是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现在研究中国传统建筑，工匠们干活时，我们去看，这些东西你看书是看不到的。另外向专家学习，跟单先生学，这样弄通了，我和妻子就骑自行车去找典型。”
“有两处建筑给我感触颇深，一处在交道口，一处在前圆恩寺，前者是金柱，后者是广亮(都是明清宅门的格式，专为官员所用)，颓败不堪，仿佛一堆垃圾。但是，代表官员等级的雀替依然完好，昭示往日的辉煌。真像一个没落濒死的贵族，什么都没了，贱如泥土，在最后一刻仍不肯低下头，高傲着走向毁灭……
“还有一次，位于内务部街西口的蔡元培故居面临被推土机推掉的危险，后来有关部门澄清，谓从来没有拆除的意思。不久，我们去那里，看到故居已成了孤岛，至少有三条胡同推平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在故居东墙角确实用白灰画了一个大大的圆圈，内写一个‘拆’字。我当时强烈感觉：‘在经济利益面前，历史与文化是孱弱的，但是，无根的经济列车又能行驶多远呢？”
他另外有些不痛快，一些保存完好的、被一些高官和单位占用的四合院有人阻止他拍摄，有一次在圆恩寺一个当兵的差点要动手，王彬百般解释，你大门朝街，什么人都从这里经过，况且这是在做文化研究。还是不行。
但更多的人是对他的赞许，人们似乎都理解他是对老北京做最后的一拜。一次在新帘子胡同，也是在一个要人的宅前，王彬看门前没人，一阵高兴，正拍着，突然里面出来一位军人，原来里面有门镜，外面情况看得一清二楚，那位军人问清楚后，二话不说，让他拍，还要帮助清理杂物。还有一次在秦老胡同，他正拍着，一回头，看见一位军官等在他背后，原来他挡在了门口，军官一直耐心地等他……
其实这种历史的沧桑感和感谓是中国人普遍存在的，王彬夫妇在实地考察拍照的路上，遇到过一些百姓，他们自发地拿起相机，拍照即将不复存在的北京的街巷。“有一次我在南城照相，碰到一个老先生，他已经把北京的胡同都照遍了。他没什么文化，也不在意出版，只是留做纪念。还有一次，我去拍摄车门(北京四合院的一种大门形式)，一个老先生说，你赶快照吧，马上就要拆了，我一看果然那边都在拆。
“许多北京人都是热爱自己乡土的，不是无动于衷的。经常碰到人说，赶快照吧，咱们的根就没了。”
王彬是一个苦做者，他走街访巷近10年，才做出一本《胡同与门楼》，附图100多幅，还做出一本《北京老宅门》，附图近300幅。他和妻子正做的《北京老城门》也是厚积多年的一本书。他一向这样执拗和较真，几年前他写《红楼梦叙事》用了3年，“没人这么写书，17万字写了3年！”，他自己感叹。
比起众多一年做好几本书的“占领资源”的快手，他和妻子是吃亏多了。但是100年后，人们会记着哪本书呢？那时的人们想看老北京城时就必看他的书，这种笨办法遍访北京并摄录下来，他和妻子徐秀珊是第一人，可能也是最后一人，因为时势不等人了。“有许多胡同是今天不去拍照明天就没了。”
他已经很累了，往往这种想法鼓动着他，又打起精神来，骑着车子去那很远的地方。有的地方拍一张照片要花一天工夫，“在寒风中，我拿相机的手冻得直哆嗦……我想我应该这样，一个北京的孩子，也不枉在北京出生一场。像《茶馆》说的，我们一起祭奠这个老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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