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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江西九江警方抓住“三项教育”活动契机，为41年黑户曹瑞华恢复户籍，使其顺利回迁上海。从18岁到59岁，他受尽煎熬，受尽悲屈，受尽苦难。尽管如此，2003年7月，他要结婚了却开不出婚姻介绍信；他在上海的最后一块赖以栖身之地却马上要被拆掉。绝望中，他再次拿起电话……
——中国第一黑户在上海废墟中发出呼救之后
2003年7月23日上午8时整，公安部政治部“贯彻十六大，全面建小康，公安怎么办”大讨论活动全国19个试点单位之一，江西省九江市公安局，三楼小会议室。
中共九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叶国兵正在组织召开一次特别党委会，专题研究如何帮助九江市公安局和庐山区公安分局两年来的扶贫帮困特定对象上海人曹瑞华解决一系列实际困难。会议决定：九江市公安局一定要本着“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宗旨，不断广泛延伸为民服务的内涵，有力出力，无力造势，切实把这件情系于民、利为民谋的事情尽快办好。
第二天一早，我们前往上海实地了解核实有关情况。
一条人生苦旅
虹口区吴淞路333号，上海市公安局出入境签证中心。这是一幢能让人展开梦想翅膀的真正意义上的高楼大厦。每天来这里排队签证的不下成百上千人。不知有多少莘莘学子由此踏上了留洋之路，有多少洋人和富商阔佬由此飞越大洋彼岸，来来往往如同迈过田缺一样频繁。
吴淞路332弄184号，曹瑞华的家，离此不过百米之遥，中间仅隔着一条马路。而作为一名中国公民，他想回到从小根生土长的上海，却用了整整41年时间，走过了青丝到白发的距离。
曹瑞华居住的这一带，上海人称之为“石库门”，这里有着近百年历史。前年我们来送证时，这里由数排两或三层的水泥楼房组成，散发着浓郁的老上海气息。弄堂里坐着一些老人，沉默不语，每个窗口几乎都向外伸出长长的晒衣竿，上面衣服上的水不断滴在窄窄的阴沟里，甚至滴在一个十分罕见的红漆马桶上，这种石库门与怀旧无涉。而今，这里一片废墟，到处是残垣断壁，一些发黑发亮的木头堆放在火炉般滚烫的地面上，给一把火就能燃烧。石灰、水泥块、瓦砾和积起的灰尘裹在一起足有两寸多厚，让人找不到前行的路。原来这里住着1600多户人家，如今拆迁剩下了不到10户。曹瑞华家的前门对着号称购物天堂的华联商厦，后门对着高耸入云的太平洋保险公司，左右两侧座落着星级大酒店，四处都矗立着现代建筑群，透出一种无法阻挡的现代气息。
不知是无意还是巧合：相距不过百米，马路这边拥挤着手持护照等待漂洋过海的人群，那边却孤零零地住着中国第一黑户；四周都是高楼大厦，而曹瑞华的栖身地他父亲家那红砖黑檐的矮屋就像鲁宾逊曾经漂流过的孤岛，正被现代文明的海洋中涌起的声浪渐渐湮没。
在隆隆的施工机器声中，我们顶着上海50年来创纪录的高温，高一脚低一脚，小心翼翼地避开路面散落的锈钉，接近曹瑞华的家。
这条难以前行的道路真像他那坎坷的人生——
1958年，16岁的曹瑞华在“支内”浪潮中成为九江棉纺织印染厂一名机修工。这次选择决定了他寻找身份的一生。
1959年，他为厂里购买大扳手剩余4元钱，同事韩奎勇没钱吃饭借去买了餐票。下午报帐时，会计说了“小小年纪也学会挪用公款”这样一句玩笑话，以后竟成了他在厂期间的第一项“罪名”。
1960年春节，因承受不了招工广告上所列条件与九江国棉二厂实际情况的反差，16岁的曹瑞华在请假不准的情况下便偷偷跑回上海，旷工5天，这成了他在厂期间第二项“罪名”。
一周后，在家休假的曹瑞华被工厂保卫科的人以“挪用公款”和“严重违反劳动纪律”两项罪名用手铐带走，由此带来了15年的牢狱之灾，带来41年的黑户生涯。
1961年，曹瑞华劳教期满，又被送到彭泽县芙蓉劳改农场劳动。
1975年，曹瑞华被“清理回乡自行就业”。他去找工厂落户，工厂已倒闭无人。
曹瑞华以黑户身份回到上海滩后，几十年来艰难地生存着，他生长于这座城市，却又不属于这座城市。父母和6个兄弟妹妹在那个年代当时都误认为他在工厂里“表现不好”而不敢理他(他在部队的大哥就是因为他的“历史背景”而没能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武官)。他先后做过护理员，看过大门，最后沦落到街头捡破烂，晚上困了就在路边电线杆下歪在装破烂的袋子上入睡。由于说不清身份，中途还被上海闵行区警方收容一年。
1988年，曹瑞华来到更名后的九江市国棉二厂要求平反，因牵扯到落实政策和劳资发放问题未获批准。
1992年，二厂纪委周新华同志接手了曹瑞华的上访材料。
1993年，曹瑞华获得平反。
1996年，按有关政策规定要“排队”等指标，曹瑞华的户口没有办成。
2001年11月底，九江市庐山区警方抓住“三项教育”契机，经过大量调查取证工作，报九江市公安局批准，终于恢复了他的城镇户口，仅各种证明材料就多达35页。
2002年5月，上海市虹口区警方为他办理了户口回迁上海手续。
至此，这位用41年光阴寻找合法身份的黑户终于含泪回“家”了。
两次经历婚变
对于他来说，真正的家又在哪里？
1976年，曹瑞华结婚了，因无住处，暂寄住在岳父家中，老人对他很好。一年后，他的儿子出生了。
1981年，因业绩突出，他临时工作的那家工厂奖励了他3000元钱，曹瑞华便在上海江浦路购置了一套住房，因无户口，就用妻子的名字办理了产权证。在那段计划经济时期，凭本本买粮，没本子，他家里没粮食吃，个人成份又不好，前途十分渺茫，邻居们由此议论纷纷。1984年，妻子无法忍受提出离婚，将房子留给他。
1986年，第二任妻子坚持要和曹瑞华结婚，他几经思考勉强同意了。
1991年，妻子突然要求把房屋产权证变更成她的名字，因自己是黑户，名不正言不顺，曹瑞华只好答应。产权变更3 个月，女方便和他离了婚，并霸占了他的房子。曹瑞华无可奈何，孑然一身离开了这个家。
两次婚变，第一次失去了儿子的抚养权，第二次失去了房子的所有权，这一切都缘于他是“黑人”。
三处房子不保
曹瑞华开始四处流浪，过着居无定所的漂泊生活。
1976年，江苏泰兴市人纪家甫到上海出差，看见曹瑞华在黄浦区人民广场以帮残疾人推车糊口度日，便好心介绍他到泰兴市塑料包装厂跑采购。一次，他到广西柳州贵县推销产品时，当地一位旅馆女服务员见他是上海人，便将他引荐给父亲伍若光。伍先生夫妇毕业于清华大学，他父亲及其两位同学抗日战争时就读于上海暨南大学(当时那所学校是专为华侨子弟办的)。1936年，三人结伴从海外归来，花了36块光洋在上海买了7.6分地，盖了三栋洋房，即现在的普佗区交通路3891路3号、4号、5号。抗日战争期间，上海沦陷，三人去了国外一直没有回来。他因家里有这层海外关系不敢去上海，请曹瑞华务必帮他找到这三栋房子。曹瑞华和父亲几经周折，终于找到原上海市嘉定县革委会将问题解决。
1977年，这三家人派代表来上海。其中，雷先生7个儿女都在新马泰，写了保证书将他们的房子给了广州的后妈。另一户人家夫妇俩已过世，儿女都在香港，写了房产弃权书并有香港7个律师所证明，全权委托伍先生处理。
1983年，雷夫人和伍先生夫妇来到上海，他们将3号、4号房买掉。这三栋洋房都是两层结构，每层两室一厅，面积84.5平方米。5号借给曹瑞华居住和管理，并写了授权书，可他是黑人无法办理居住手续。
1984年，曹瑞华搬去住时发现里边已经有人，由于没有身份，他多年来一直无法和人据理力争。
1997年，曹瑞华反映的情况得到上海市华侨事务委员会和房产局解决，原住户搬了出去，他总算有个窝了。
2000年9月份，5号楼要拆迁，动迁组让他临时搬到前边21号房去住，结果搬出以后，对方承诺的几千元补偿他一分钱也没拿到。
就这样，曹瑞华的第一套房子被人骗走，第二套房子被开发商拆走，第三套现今住其父亲的房子时下又是朝夕不保。
在如今这个16.3平米的旧房子里，曹瑞华和他父亲及七弟三家挤在一起。父亲瘫痪后，为便于照应，七弟一家只好搬走，但三家户头都在这里。曹瑞华对我们说：“按上海有关动迁标准，公民满18岁单独立户的，每户分给一室一厅，市政府规定，愿迁到郊区的每户可另行放宽面积。为了照顾85岁的老父亲，我想就留在市内，三户能给个栖身之地就行，后来要求给个一室一厅都没有。两家开发商开始找中介所为部分拆迁户买房子，现在买不到就给钱。从二类地区搬到郊区六类地区的标准增补为每户50平米，按原来每平米3000元房价计算，最少每户也要给15万元，这些钱现时实际上根本买不到房子。按理一证三户动迁户最少应给45万元，但现在开发商只同意给36万，差了9万元。为此，动迁组找我两个妹妹签字(旧房必须两人签字才能开拆)。六妹曹瑞强任上海康派司实业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本人明知情况特殊，硬是打落牙齿往肚里吞，一狠心签了。四妹曹瑞民从上海国棉15厂退休后现在虹口区广中路警署帮忙，动迁组找到警署里去吵。她拿出7月18日《劳动报》和19日《东方早报》，这两家报纸先后在二版和头版刊登了上海市政府新近出台的动迁‘五条标准’(包括不能停水停电，否则可以举报、上告)，以彻底纠正动迁中一些违法违规行为。因此，她坚持不签字。”苦了一生的曹瑞华现在日夜伴着隆隆机器声，就在这片废墟上生存。
四处申诉求助
吃、穿、住、行，缺样不行。曹瑞华为此多次到原九江国棉二厂要求办理退休和社保医保手续，但遭到拒绝。因二厂几年前被海扬公司私人老板收购，在买断后只承认原来工厂每月固定发放的141元钱工资，一直发到死为止，至于到龄办退休，进社保、医保，均因收购的老板说“这是政府给你造成的，你找政府去”而无法办理。
2002年初，市政府由一名副市长召集社保、纺织、海扬公司等多家部门有关负责人专门就此事开过一次协调会。各单位一致表态，愿为曹瑞华特事特办补齐所有手续，同时要求海扬公司从头补交社保资金。新组建的海扬公司表示不愿意交纳15000元，其兄妹表示愿支付15000元，但这样他每月仅可以领到175元最低生活保障金，因没解决问题而告吹。但要按正常退休确保每月拿到五、六百元，海扬公司表示无能为力。他们也有自己的道理，在企业并购改制后，这种历史遗留问题不该由海扬公司完全承担。
曹瑞华不愿接受命运的不公平安排，他没有放弃。上海市规定，市民最低生活保障金不得低于290元/月，他找到市总工会，工作人员看完他手中的报纸，二话没说给予他每月50元的生活补贴，每季领一次。他又来到乍浦街道申请发放一点生活补贴，获准每月发放25元，三个月领一次。第二次申请，街道给他再增补74元，每月15号发放。这样，每月海扬公司寄141元，上海市总工会发50元，街道两次发99元，合计达到290元最低生活标准，每月分4次在不同地方领取。而曹瑞华正常退休进社保的愿望依然没有实现。
在上海，这点钱等于杯水车薪，年老体弱的曹瑞华要生存谈何容易！他患高血压已有7年，11次昏倒在过街天桥上；患腰椎间盘突出25年了，由于无钱检查治疗，长期以来大腿、臀部疼痛难当；从15岁参加工作饿成胃病至今……
五次大难不死
人不顺，时运也不济，正应了古人言：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1978年，曹瑞华帮上海医用仪表厂送翻纱模具到江苏金坛县茅路乡茶叶厂。货卸下后，对方执意送他们200斤西瓜聊表谢意(当时吃西瓜要凭户口薄)。车离西瓜摊还差十几米远时，忽然大雨倾盆，山路很滑，动力车间书记艾敬忠叫他坐班车先走。他回家后接到噩耗，离他下车不到十米处，厂里的小货车被镇江一辆水泥车撞翻了，造成28岁的艾敬忠脑震荡，30岁的司机肠子断掉2/3，胃切除70%，不久去世，他躲过一劫。
1979年，曹瑞华坐10来吨的水泥船从上海苏州河运角铁到江苏茶厂，到苏州港时，船擦边翻了，船上4人死了3人。曹瑞华说船太慢了，船主叫他从中途一个小站下来乘车而幸免于难。
1980年，曹瑞华帮江苏泰兴塑料包装厂到附近山上运石灰。一声爆破的哨子声忽然响起，人们都跑到200米以外去了。一个结婚才三天的小伙子被一块飞来的大石头砸在身上，脑浆迸出当场死亡，仅隔曹瑞华两米。
1983年，曹瑞华一行三人在江苏乡下帮厂里购货。端午节那天，三人吃饱粽子到一条新挖的河边去散步。一个大个子、一个麻子先后下了水，并在水里喊“这不像城里，不要钱，来，快来游”，不会游泳的他闻声下了水，走到7、8米处，一不小心突然踏进一个大坑。另两人一人拖一条膀子将他弄上来，见到太阳，他说不出话来。
1989年8月，曹瑞华乘6人双排座货车送货到安徽。驾驶室前边靠左是司机，中间是个小孩，右边是老师傅，他坐后排。晚11时，在泰兴市接近张桥乡十公里处，江苏建湖县供电局一辆崭新大客车侧撞过来，前边3人全甩在马路上，两个大人重伤，小孩没事。他还在车上，车离桥边沿不到2米，掉下大桥必死无疑。这次他命悬一线。
曹瑞华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60多岁了，老天爷不要他，阎王爷不收他，也许像他这么长时间的黑户举国无双，而黑户中像他人生和时运黑得这么狠的，在中国难觅第二人。
六个兄妹苦盼
曹瑞华的人生悲剧让他全家人揪心不已。而他85岁的老父亲长期瘫痪成为植物人，住在上海新港路地段医院，每天生活还必须由他来料理。每天早晨5点，曹瑞华准时起床，买菜生火做饭，9点准时送到医院，喂父亲吃完饭后，10时赶回家做下一顿，周而复始。他在家中排行老二，因工作和住户拥挤等原因，大哥、三妹、五弟、七弟均不在上海，身边只有四妹和六妹。全靠兄妹几人从并不宽裕的生活费里拿出点钱来给父亲治病。
说起这个大家庭，六妹曹瑞强十分动情而伤感。1966年，她11岁，文革开始了，爸爸因为是厂长被打成走资派而被抓走，等了一夜都没有回来，她吓坏了，看到爸爸批斗至第二天早晨才放回，当时心里怕极了。她一家除二哥曹瑞华和七弟外，全都是共产党员，虽然爸爸被整得很苦，二哥成为几十年的黑户，受尽磨难，但从那个动乱的年代至今，父亲和她们兄妹几人对党的忠诚始终没变，信念始终没改，一直为党的事业无怨无悔地辛勤工作。她还讲到一件事。她哥哥去复印报纸上的有关报道材料时，复印室老板看见后20多元钱分文不收；一位80多岁身体健朗的老太太听说后，长吁短叹，自己掏一元钱复印了一份拿回去看。附近的街坊邻居都不相信，现代上海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她认为，普通老百姓尚且有这样的觉悟和震憾，坚信此事定会引起上海市党委政府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问题一定能就地解决。因为他们都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坚信党组织！相信人民政府！
七家媒体关注
曹瑞华离奇而坎坷的人生际遇也引起了全国多家媒体的关注。
2002年3月19日，《人民公安报》在二版头条报道了曹瑞华的情况。当天下午，中国新闻网迅速全文转载。辽宁卫视、陕西《民情与信访》杂志、浙江杭州《都市快报》、江西《今日家庭报》均纷纷在焦点栏目或特刊专版跟进报道。中国警务报道栏目记者摄制的上下集电视专题片《苦盼》，5月份分两周连续在中央台和全国各省市展播后，引起海内外观众的强烈反响，大量慰问信像雪片一样飞来。著名女主持人倪萍主持的“聊天”栏目的编导刘宇多次请曹瑞华到中央台演播室参与节目制作，被他婉言谢绝了。武汉一家电视台甚至准备为他写本书，拍一部电视剧，也被他辞谢了。
在所有这些观众中，湖北省安陆市中年妇女杨和双是最为特殊的一个。她从小四个兄妹因病因贫全死了。她3岁丧父，中年丧夫，人生三大不幸他经历了两个。1993年，她拿500元起家，到上海开始做砂石、水泥生意，1996年改售邮票、电话卡和报纸发送。她在电视上看到曹瑞华的遭遇后，不知洒下了多少同情的泪水，先后请来4个医生到老曹家中帮他看病。相处久了，一对苦命人同病相连，决定走到一起。但在开具制式的婚姻介绍信时，曹瑞华遇到了麻烦，像他这种情况，当地居委会和街道不予办理，要求他到单位去办，原单位用一张信纸写的证明拿去登记时又无效。
作为合法的中国公民，曹瑞华只希望：能像正常人一样结婚；能像正常人一样拿本子看病；能像正常人一样每月领到属于自己的退休工资或者社保养老金；能像正常人一样有一个不需要太大的地方，和成为植物人的老父亲一起安度残生。
回时泪湿衣襟
曹瑞华为了这些事情已经耗费了大半生的光阴。交谈中，他想起那一幕幕的往事，将头深深地埋在两膝之间，久久不语，苍老的脸上皱纹拧成了一团……
在他家里，到处堆放着一些破破烂烂的家什，有别人拆迁时给的床板，有别人不要给他的电热取暖器、旧冰箱、旧空调等。为了帮他度过难关，征得他同意，我们特意帮助他申请安装了一部捐助热线电话，希望好心人能伸出援助之手，拨打这个号码：021-63062579。
在他家后门，墙上挂着一个鸟笼，他养的两只绿色的小鸟正在啄食小米(可见他的心态保持得好)，小鸟就像他的主人一样生命力顽强。为何鸟笼上面插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他一脸郑重的表情：“我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经历了新旧两个社会，对共产党的那种深厚而纯朴的感情，你们这代人可能难以理解。”
27日晚9时，我们道别，曹瑞华执意要将我们送过天桥，一直到宾馆大门口，还站在那里徘徊，久久不愿离去，似有很多很多的话要说。短短三天的朝夕相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他生活的艰辛与不易，看到了他内心深藏的那种孩子子般真诚朴实的情感。
28日凌晨5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突然将我们惊醒，原来是老曹他们俩。他一进房间就来回焦急地走动，摊开双手情绪有些激动：“动迁组凌晨1点半突然把我家的电断了，我一晚上又急又热，没有睡，这怎么办？”他眼神里流露出的完全是一种信任的目光，可见他此时已把对面的警察当成了政府前来投诉。看着这位历经41年黑户沧桑的老人头上的白发，脸上的褶皱，眼里布满血丝，粗重地喘息着，我们的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撕裂般的刺痛。
29日早上10点，从上海回来的第一天，我正在空调底下奋笔驰骋，忽然又接到曹瑞华打来的电话。他说话有气无力，不时伴随着痛苦的呻吟，“动迁组将我家的电从前天晚上一直停到今天，一连几天都是这么高的温度，我头晕眼花，不知道能到哪里安身？”
挂下电话，我的眼泪叭嗒叭嗒地落在地上……
·消息 进展 结果·
曹瑞华：
关于断电问题，我按你们说的找区人大反映情况，29日上午11时，人大副主任周兆初同志马上过问此事，居委会来人实地察看了，下午3时电通了，现在问题已经解决。
曹瑞华一个朋友：
我在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通过咨询了解到，支内人员工龄满18年以上，相关手续齐全的，可以到市社保局申请，每月可以领到750元养老金。
九江市公安局副局长周国强：
我已安排“大讨论办”的同志作两手准备：一是着手收集整理曹瑞华同志当年劳教与解除劳教等一系列相关证明材料，届时将再度派人前往上海与有关单位接洽；二是如果上海那边实在行不通，我们将把这件事作为特殊情况向市里汇报，一定要把这件事办好。同时，婚姻介绍信已开好寄出。
九江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局长叶国兵：
我代表九江市公安局，热忱邀请曹瑞华夫妇来庐山旅游结婚，费用全免。届时我们市局“大讨论办”的全体同志将一起为他们举办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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