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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5月底至7月初，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政府调遣大批警察，陆续清理、查封了19座亚洲人临时聚居的公寓楼，其中有10座楼的绝大多数住户都是华人，总人数高达数千。在莫斯科，华人把这些公寓楼称为“中国楼”。对于这一行动，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强调：作出这样的决定，完全是出于卫生防疫考虑，“并不是政治行为”。
月租每平方米百多美元
最初来莫斯科的中国“淘金者”多数是东北或江浙地区的下岗工人或农民。他们靠辛辛苦苦地往俄罗斯倒腾我国的日用消费品，再贩回有俄罗斯特色的工艺品、皮制品等发了财。中国人在国外有“扎堆儿”的传统，于是，专门面向华人的临时居住场所——“中国楼”就应运而生了，一些不懂俄语的华人记不住又长又拗口的俄语名字，就给它们分别起了“河北楼”、“新莫大”、“燕山”等名字。
这些“中国楼”有的是废弃的兵营，有的是工业用房，更多的则是俄高校已淘汰的学生宿舍。“中国楼”一般都是由有经济实力的外国人(包括华人)与俄罗斯人合伙，从业主手中承包过来，然后再零散租给来打工或经商的中国人。由于是转手再租，房价自然不低，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学生宿舍里打上两三个小隔断，每个隔断每月最低还要收费600美元。“中国楼”的生活条件普遍很差，房间里一般除了几张双层床就什么都没有了。很多“中国楼”的结构是筒子楼，没有浴室，也没有厨房，一个楼层只设一间厕所，且不分男女。然而即便条件这样差，对于大批不通俄语的中国小商人和打工者来说，租住“中国楼”仍是首选。因为同胞住在一起可以相互照应，而且有的“中国楼”里还开设有专门出售中国食品的小商店。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在莫斯科市政府采取查封行动前，莫市各区共有大约30座“中国楼”。
楼里卫生安全隐患多
在这样的环境里居住，卫生和安全隐患自然不少。同时，围绕“中国楼”的经营管理，也存在着违规，甚至违法的地方。一些原“中国楼”的管理员和居民向记者透露，莫斯科市的警察、卫生检疫、防火等部门有时会以检查为借口，到“中国楼”来捞外快。对此，“中国楼”的居民们一方面本身就有理亏的地方(有人连合法身份都没有)，另一方面也因为语言不通，与俄方人员沟通不畅，往往就奉上美元，“破财消灾”。华人在“中国楼”里的生活一点都不安宁。
尽管所居住的环境大多不太好，但大多数在莫斯科的华人还是比较本分的，尤其是最近三年来，华人作奸犯科、打架斗殴的事情已经很少了。
近两年来，随着俄罗斯政界一些人和社会舆论要求“阻止别国移民在俄境内建立任何封闭社会或国中之国”的呼声越来越大，莫斯科市政府迫于压力，加大了整顿外来移民住所的力度。据莫市警方统计，该市共有1．45万名中国人和1．38万名越南人居住。但有俄媒体指出，目前在莫斯科非法居住的中国人和越南人不会低于10万。与此同时，莫市当地舆论对“中国楼”环境脏、乱、差的指责也越来越多。
俄出动警力逐栋封楼
实际上，自今年4月非典疫情爆发，莫斯科市已经开始了整治“中国楼”的行动，明显增加了派警员和防疫人员突击检查的次数，而华人对当局的行动也非常配合，对各种防疫措施给生活和生意造成的不便，以及带来额外开支都表示理解。到目前为止，“中国楼”没有发现一例非典病例。
但“中国楼”最终还是迎来了“曲终人散”的结局。从5月底到7月初，莫斯科市政府逐栋查封了存在卫生和消防隐患的10座“中国楼”；6月中旬，莫斯科市长卢日科夫亲自签发命令，永久关闭莫市的19栋中国人和越南人公寓。卢日科夫强调，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出于卫生防疫的考虑，“并不是政治行为”。
据我国驻俄使馆介绍，莫斯科市政府在作出上述决定后向中国和越南使馆进行了通报。为保障同胞的合法权益免于遭受可能的侵犯，我使馆向莫市当局进行了多次交涉，同时也对“中国楼”内的居民做了大量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一些“中国楼”内的居民接到了限期搬离的通知，一些楼则干脆被强行查封。但即便是在俄方出动大量警力，强行查封“河北楼”、“新莫大”等“中国楼”的时候，居民也没有与警方发生任何冲突和摩擦。
大多居民得到妥善安置
为了向华人提供帮助，我国使馆做了大量细致入微的工作：从5月底开始，使馆就提醒华商们及时处理存货，抓紧办理合法居留手续；在莫斯科市政府采取行动后，使馆领导时刻关注着被赶出“中国楼”的华人的情况，白天与俄方交涉，晚上走访华商，夜里研究对策。目前，大多数离开“中国楼”的华人的去向已经在使馆的积极协助和指导下得到了较为妥善的安排，他们或准备回国，或搬到了其他未被查封的“中国楼”暂住。有些家底较厚、又有合法身份的人，则搬进了“外交公寓”居住。目前，莫市房屋出租的平均价比一个月前上涨了几乎三分之一，不知是否与“中国楼”被查封有关。此外，也有几百名华商或打工者，干脆趁着炎夏，住在自己做买卖的市场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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