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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网记者阿良7月25日报道］7月24日下午1：30分。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第九审判庭。在经过多次管辖地之争，历时两年又七个月之后，由千龙网率先披露并一直追踪报道的著名作家刘元举诉“中国第一记者”张建伟剽窃一案，终于开始了第一次庭审。
原告、原《鸭绿江》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刘元举的代理律师当庭再次提出诉讼请求：被告、中国青年报编委张建伟所著《蝉蜕的翅膀》(以下称“翅膀”)一书剽窃了刘元举所著《西部生命》(以下称“生命”)一书内容达60余处，侵犯了原告著作权，应依法承担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民事责任——
现场：争论围绕四大焦点
针对诉控，张建伟的代理律师当庭出示了14件证据，并陈述了答辩意见，坚称张建伟没有侵权。刘元举的代理律师逐一驳斥，庭上交锋主要围绕四个焦点展开。
■第一焦点：政治任务还是个人行为？
被告辨：创作“翅膀”不是张建伟个人的本意和主动行为，而是在团中央的点名指派下，由中国青年报社派遣的政治任务。因此，张建伟创作“翅膀”是职务行为。即使涉及到法律责任，应当承担责任的也不应当是张建伟个人，上级单位应当澄清事实，承担相关责任。
原告称：是否侵权同是否政治任务和上级指派没有任何关联性，作为一个写作者，应当尊重创作的规则，上级组织安排记者采写宣传英雄人物，并不能证明上级组织在张建伟剽窃这个事情上有什么责任，没有一份证据表明是上级组织让张建伟剽窃“生命”的。
■第二焦点：宣传英雄还是损害形象？
被告辩：秦文贵是当代青年的楷模。宣传秦文贵是团中央等单位1999年的重大政治任务，树立秦文贵这一典型具有突出的政治意义和重要性，在全国进行了广泛的学习宣传活动。创作“翅膀”是宣传需要。
原告称：秦文贵是一个真英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但宣传秦文贵与张建伟剽窃别人文章没有任何关系。秦文贵扎根西部荒漠17年，当然有他独特的情感和感受，而被告却把原告对西部的情感和感受移植到了秦文贵身上，严重损害了英雄人物的形象。
■第三焦点：合理使用还是侵犯权利？
被告辨：“翅膀”参考引用了刘元举书中的部分内容，均在书后所附的“引用参考文献”目录中予以注明。张建伟并没有把引用内容说成是自己的创作，同时在注释中一一列举了所引用刘元举作品内容的具体出处，这种行为完全符合著作权法中有关合理使用的规定。
原告称：“翅膀”引用参考文献中对“生命”的列举与实际剽窃的地方不尽一致，被告行为与《著作权法》列举的合理使用12种情况也无一相符。被告把“生命”作者的独特感受中最精华的部分照搬到自己的报告文学中去，是任意剪裁、为我所用，是典型的剽窃。
■第四焦点：公开告知还是公然剽窃？
被告辨：张建伟在创作“翅膀”过程中，向当时的青海油田党委负责人提出，使用刘元举作品，应当跟作者打招呼，取得认可。青海油田党委负责人允诺代办，并落实了向刘元举打招呼的行为。这证明张建伟使用刘元举作品是光明磊落的、公开告知的，与抄袭剽窃毫不相干。
原告称：现代通讯如此发达，这种涉及别人权利的事情还要通过中间人来打招呼？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证词证据证明谁给刘元举打了招呼，取得了刘元举的认可。也就是说，任何人都不能证明刘元举是否同意张建伟使用“生命”的内容，除了刘元举。
缘起：10天17万字之恙
1988年和1995年，两次孤身闯荡西部边陲——黄河源与柴达木，用七年时间、以最真切的生命感悟方式写出散文集“生命”。1996年1月由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地方，它们帮助我度过了写作转型期和生活低潮期。”刘元举说，他是用生命来讴歌“生命”的：1988年3月，当他做出出走决定时，妻子抱病，孩子3岁；从黄河源头到洛阳，一个多月时间里，遇见了狼，得了重感冒，被四条藏獒撕破了肩头，在壶口瀑布差点翻车，被人当成逃犯和盲流……
1999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张建伟的 “翅膀”。17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创作时间只用了10天。“翅膀”是一部专写当代青年先进模范人物的杰出代表、五四奖章获得者、青海油田高级工程师秦文贵的书。此书在当代青年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当作教材。“不幸的是，‘翅膀’有恙，注定飞不高。”这桩官司的始作俑者、原香港文汇报驻沈阳记者站记者曲颉说。
在“翅膀”一书中，几乎完全与“生命”雷同的地方有60处、5000字之多，这些相同之处包括诗意感受、特殊阐释、主观景绘、哲学思考以及大段的故事、人物和细节……“激情的、诗化的、近乎偏执的西部情思与刘元举何其相似；豪放的、激越的、质感的、意象化的文笔与刘元举多么等同。”2000年初，曲颉就此抛出长达5000多字的《大记者、名作家张建伟抄袭行窃造假》一文，在互联网上流传。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1999年10月，“翅膀”不知怎么逃脱了评委的法眼，和“生命”同时获得首届中华铁人文学奖，张建伟、刘元举同时登上人民大会堂领奖台。“剽窃者与被剽窃者居然站在了同一领奖台上，这真是学术界的耻辱。” 曲颉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激愤地说，“生命”中大量有价值的精华文字被掰成碎片，被张建伟用来为“翅膀”镀金。
“不但有抄袭，还有欺骗。”刘元举指出，张建伟用剽窃手段投机取巧走捷径，是对自己对职业对读者的不尊重，最不可宽恕的是，他伤害了那个圣洁的地方和人物，“本来是一个40岁的作家孤身走西部而滋生的个人感伤和情思，居然被张建伟写成了充满理想、走向工作岗位的秦文贵的情调和感慨。这是对柴达木和秦文贵的敷衍和亵渎。”为此，刘元举决定要让张建伟吃官司。
过程：2年零7个月之痒
2001年1月7日，刘元举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次日，正式向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递交了诉讼。刘元举的律师——辽宁省律师协会理事、辽宁铭星律师事务所主任赵星奇当时在接受千龙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只要把两本书放在一起一对照，官司就结束了。但是，这个案子却让刘、赵、曲和他们的众多支持者足足等待了2年7个月。
几多曲折是从管辖地之争开始的。传票到手，张建伟的律师陆智敏就管辖地问题提起诉讼，被北京第二中院驳回。随后，张的律师致函刘元举希望赴沈调解此案。刘的律师与其通过两次话商量具体来沈时间之后，又杳无音讯。数月后，北京高法通知刘元举，管辖地之争定为张胜诉，侵权案将移至天津中级法院开庭。
刘元举不服，于2001年7月2日到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到2002年春节后收到关于管辖地的最终裁定：驳回北京高院的裁定，重新组成合议庭，重新审理管辖地！费时整两年，绕了一大圈，案子又回到了北京二中院。
“一边争着管辖地，一边寻找援军。”从北京起诉完回到沈阳，早晨7：30分刚下火车，刘元举就接到辽宁作协党组书记的电话，说省委某一位副部长让他放弃官司，后来，这位副部长又亲自找他谈话，希望“姿态高一些”。不久之后的一次作家会议上，省委常务副部长继续做刘的思想工作，称北京有领导通过私人电话建议不打官司。“没有动用任何行政手段，都是和颜悦色地同我商量。但无形之中还是给了我很大的压力。”刘元举说。
此间，刘元举还接到柴达木青海石油局分管宣传的党委副书记的电话，说张建伟和刘元举到柴达木都是他接待的，与两人都是朋友，不要打笔墨官司。后据刘元举了解，张建伟给书记打来电话，让书记说情，要书记也承担点责任，因为“生命”是书记推荐给张的。今年四月初，刘元举在鲁院学习，接到书记从四川打来的电话，张建伟知道官司5月13日开庭(后因非典延后)，让书记出庭作证，说是书记提供“生命”让自己抄的，而且征得过刘元举同意。书记很为难，决定不再管这件事了：“两个朋友我都不要了。”
此外，刘元举还经常接到有关人士的电话，希望张、刘达成和解。“官司之外，搀杂了太多让人看不明白的东西。张建伟却从来没有主动打来一次电话，向我道歉。”刘元举坚持认为，张建伟的行为是对文学、文坛以及文化建设的一种伤害，这种现象应该得到制止。“没有是非，认为抄袭是正常的，这个时代也就没有耻辱了。”刘元举说。
曾经劝说放弃官司的一些领导和朋友因此同刘元举站到了同一阵线。在全国报告文学学会的一次理论研讨会上，中国作协副主席、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主任张锲对刘元举说：“打官司是一件很令人头痛的事，千万别因为打官司影响你的写作，但是，也不能没有个是非，一旦事实证据在手，就坚决打下去！”
深入：名人负效应最是可怕
始于2002年初的北大教授王铭铭剽窃事件，曾使互联网很是热闹过一阵子：事件的主角、38岁的人类学家王铭铭在其1998年所著的《想象的异邦》一书中，剽窃哈维兰《当代人类学》中的大量内容，“近10万字一模一样”。同年年底，校方免除了王铭铭民俗学研究中心主任职务和社会学系博导资格，停止了他在人类学领域的教学和科研项目。
一再创下留言和评论新高的互联网上，有辩护，有容忍，有争论，但更多的还是毫不留情的“棒喝”：丧失了起码的职业道德；昭彰了学术研究的浮躁；玷污了最后一块净土……“最重要的一点是，名人所带来的负面效应是巨大而可怕的。”网上众多的评论认为，它会让人失去信任和信仰，它会让后来者群起效仿。
回过头来看张建伟事件。张建伟何许人？中国青年报编委、范长江新闻奖和首届鲁迅文学奖双奖获得者，被称为“中国第一记者”。影响力和知名度一点也不逊于王铭铭，而且文章的传播范围远远超出了学术论文，因此，有人指出，张建伟剽窃成立，它的负面效应远在王铭铭事件之上。
再具体到“翅膀”这本书。书中的英雄人物秦文贵，是柴达木人心目中的真实神话，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青年典型：他大学毕业后，来到青藏高原柴达木盆地的青海油田工作，扎根荒漠戈壁17年，矢志为祖国的石油事业贡献青春和才智，先后主持和参与了20多项技术改造和创新，创造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营养和智慧，很快成长为高级工程师、科技创业领头人。
张建伟在“翅膀”的后记中说：“我在写秦文贵的时候，决定实践这句话：我要写一个实实在在生活中存在的杰出青年。”而刘元举指出，事实上，张建伟并没有实现这句话，反倒用剽窃的手法把“一个实实在在生活中存在的杰出青年”的形象给歪曲了，使得这个名副其实的英雄人物在他的笔下变得轻浮、虚假起来。
“当今时代，要树立一个榜样并确立其在公众心目中的公信度，非常不易。”不少媒体从业人士表示，张建伟事件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最糟糕的不是他为自己和自己从事的职业抹了黑，而是让一个真英雄变成“假好汉”、让受众受到愚弄和欺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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