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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重庆频道8月10日电 京城首例性骚扰案原告雷曼和全国首例性骚扰案原告、武汉女教师何颖志昨日到重庆接受媒体采访，一同来的有中国政法大学民诉法教研室主任宋朝武、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院院长王卫国、中国社科院“性骚扰”研究专家唐灿、中国公安大学性别问题专家荣维毅等。
雷曼和何颖志外表文静，内心坚强。她们的起诉在全国刮起一股关注性骚扰的旋风。她们和4位专家在为重庆电视台《拍案说法》录制节目的同时，接受了记者采访。
当事人理解的性骚扰
记者：生活中很多场景和活动都必须和异性发生肢体接触，比如重庆盛行的“闹洞房”，有的男客人对新娘动手动脚，这算不算性骚扰？
雷曼：是不是性骚扰主要依据被害人的心理感受来判断。如果这种行为是新娘欢迎的，这是有助于增加婚礼的热闹气氛，那它不是性骚扰。
唐灿：的确要根据被害人的感受来区分。如果一方默许，那叫调情。强奸和通奸的区别很大，谁都懂。
记者：如果有人侵犯了他人后解释，哎呀我这是无意的，给你开玩笑，这算不算性骚扰？
唐灿：我认为不管你是无意的还是故意的，只要骚扰了他人并且让他感到不舒服，都应该叫性骚扰。如果性骚扰是一种罪，我们应该只重视犯罪结果，少参考犯罪动机。不然难于找证据证明某人的心理活动是有心还是无意。
上级对下级才能性骚扰？
记者：目前全国已公开的5例性骚扰案，都是上级骚扰下级，是不是只有两个地位不平等的人才会发生性骚扰？
荣维毅：对。性骚扰之所以要发生，根本原因是两性的地位不平等。有人说“性是社会文明前进的动力”，默许男人发泄欲望，而女人就不行了。女人要纯洁，女人要沉默。即使别人骚扰了你也要忍着，不能嚷嚷，不能告，不能打官司。
唐灿：美国和欧洲有些国家现已就性骚扰立法。他们认为性骚扰主要来自上级对下级，强势对弱势。上级往往运用手中的权利，揩油占便宜。如果下级反抗，那好，你的工资降了，奖金没了，甚至工作也没了。这表明性骚扰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它不但影响被害人身心健康，还影响她的工作和生活。
王卫国：我反对这种说法。假如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公园里，男的去骚扰女的，他们不认识，不是上下级关系，这算不算性骚扰？还有，在公共汽车上，在电影院，在游泳池，男的占女的便宜多着呢。中国很多在公共场所发生的性骚扰没有被关注，因为没人告。
把反性骚扰写进《劳动法》？
记者：在中国，性骚扰到底是道德的概念，还是法律的概念？
荣维毅：应该是道德概念吧，因为中国还没有就性骚扰立法。雷曼、何颖志打的官司，主要是起诉对方侵犯人身权，性骚扰是其中一部分。
唐灿：美国1970年判决第一例性骚扰案件，依据的是《民权法》，70年代末才有专门的立法。英国直到今年才将其纳入法制范畴。我国还没将其纳入法律范畴。我们建议国家就此立法。
记者：如果中国要就性骚扰立法，怎么立？
宋朝武：应该不会立独立的“反性骚扰”法，可以在现行法律中增加条款。
记者：可以在《劳动法》中增加条款吗？
荣维毅：可以。禁止在劳动过程中的性别歧视和骚扰，禁止因反抗性骚扰而受到不公平的劳动待遇。还可以在《教育法》中规定，必须教导学生如何反对性骚扰，规定学校必须制订相关措施防止性骚扰的发生。
怎样打赢性骚扰官司？
记者：在没有相关法规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何颖志打赢了一场性骚扰官司，有诀窍吗？
何颖志：证据。
记者：性骚扰的证据是不是特难收集？
何颖志：很难。现中国已有3起性骚扰败诉案件，就输在证据上。诀窍是，在证据到手前别和他翻脸，让他放松警惕，麻痹了就好对付。
记者：你弄到了什么证据？
何颖志：开始弄到一份《保证书》。我丈夫找到那人，那人就写了“对以前作的行为表示歉意，保证以后保持正常的男女关系”。后来我们和学校磨，让学校弄了一个文件“对个别老师玩笑过分，行为失当，有损教师形象，同意其辞去教研室副主任职务”。这个文件开始不给我们，我妈说她想看看，于是想办法去复印了一份。
记者：这两个证据都没具体指是哪个人“有损教师形象”，有用吗？
何颖志：再想办法嘛。我偷偷带了一录音机，让他和学校纪委委员谈话。纪委委员说“你再有这种想法，你就不是人”。我把它录下来，后来法院对3个证据都采信了，我赢了。
记者：这是不是说，为防止性骚扰，今后都在上司的办公室安一针孔摄像机？
宋朝武：如果偷拍是为了反对性骚扰，保护自身权益，不偷窥别人的隐私，是可以的。性骚扰官司让你改变了什么？
雷曼：改变了对生活的看法，改变了工作环境。
何颖志：要说改变嘛，我的朋友都不理我了，基本没了朋友圈。
雷曼：有些我一直都没改变，比如我的信念和精神。我的案子现还没宣判，对方在反诉我，我坚信我会赢。
何颖志：我父母和丈夫一直支持我，不然也打不赢这场官司。经过这场官司，家人间的关系更密切了。
何颖志：有个电视剧叫《女人不再沉默》，讲女人反抗性骚扰的事。我的经历说明，要反抗性骚扰，不光是女人不能再沉默，我们都不能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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