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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张静这种情况究竟应该怎么办？
■为她找一份工作就能一劳永逸吗？
尽管对当地媒体“丑女”的称呼多少有些不满，但听说本报记者有意对她进行采访和拍照，张静和她的家人还是痛快地答应了。
张静 天津市南开区人，25岁，1993年初中未毕业出来谋生。因相貌丑，10年求职上千次无一成功。全家四口人有四个残疾证，张静的残疾证上写有“三度智障”字样。其父患有小儿麻痹、脑溢血等疾病，视力只有0.01，张母患有严重的尿毒症，大姑患有精神分裂症。张静本人遗传了母亲的尿毒症，靠膀胱造瘘维持正常的体液排出。除去每月400元左右医药费，全家四口人只能靠五六百元维持生活，每天只吃一餐中饭，尚有1万块钱债务无法还清。万般无奈下，2003年7月23日主动向媒体求助，希望得到一份工作以养家糊口。此事经当地媒体披露后引起极大反响，张静此后接到30多家单位的工作邀请。经反复考虑，她选择了天津市友缘养老院，成为养老院的一名编外人员。
面对贫困的生活，张家很无奈。
张静是个孝顺的女儿，和妈妈感情很好。
■这个被称为“丑女”的声音竟是那么的清脆和温柔
找到张静并不困难，当记者8月5日来到天津红旗路上的友缘养老院大厅，向几位工作人员打听她时，一个瘦弱的女子迎面走来。尽管之前没有见过她本人或是照片，记者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之前，天津一些媒体对张静的外貌有如下描述：每个初次见到张静的人都会被吓一跳，这哪儿是25岁的青春女孩，除了几缕稀疏的头发是黑的，看上去分明就是个70岁的老太太。
而当张静及其家人从朋友口中辗转得知这段外貌描写后，不约而同地表示了他们的不满。也正因如此，张父对女儿是否继续接受媒体采访充满忧虑和警惕。但他仍然建议记者最好在晚上8点左右亲自和女儿说，是否接受采访取决女儿自己的意愿。
5日晚7时45分，刚刚从养老院步行到家的张静主动与记者联系。第一次从电话里听到这个被称为“丑陋”的女孩子声音，竟是那么的清脆和温柔，记者不禁脱口而出：“你的声音真好听！”电话那端响起银铃般开朗的笑声，她地告诉记者“为了挣钱，我曾经在信息台做过接线员”。在记者表明采访意图后，张静及其家人很痛快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并同意登出女儿的照片。
■我找工作绝对不止一千次，每天吃一顿饭，从来不坐公共汽车
第二天下午，张静在养老院薛永惠院长的办公室里接受了记者的采访。25岁的她化了淡妆——描了眉毛和眼线并涂了淡淡的口红——看得出来，她具有这个年纪其他年轻女子同样的追求美丽的强烈愿望。
十分健谈的张静告诉记者，她从1993年初中辍学后就一直在找工作。每天早晨起来后独自上街，只要看到有地方贴出招聘启事她就上前应聘。“除了四五次时间很短的打零工期间，10年来天天如此。我只想找一份工作，什么样的工作都行，只要能挣钱，能养活我们家人，能给他们治病就行。算起来这些年我找工作绝对不止1000次，而且我从不坐公共汽车，每天就走着。我每天晚上回家吃一顿饭，我们家人只在中午吃一顿饭。”这时坐在旁边的薛院长告诉记者，张静刚来养老院的时候的确适应不了吃中饭和早饭，每次只吃一点点。“张静来的第一天我们给她称体重，1．58米的个头只有82斤，看着真让人心疼。当时我们养老院的姐妹们就说，大家一定争取在一个月后让张静胖起来。”薛院长用手抚摸着张静的脑袋说。
“说实话，以前上学的时候从来没想过自己长得会让其他人有这么大的反应。有一次我到一家小饭馆找工作，那个经理模样的中年男人一听说我要当服务员就说‘什么，就你，得了吧，你要是来还不把我们的上帝都吓跑了！’我赶紧跑出来了。”
为了解张静求职的艰辛，记者与她在红旗路附近随机找了两家门口贴有招聘启事的小店。第一家是个小杂货店，老板娘一看张静想来工作，睁大了眼睛夸张地说：“就你呀，算了吧，看你长的那样，不行不行，快走吧。”记者赶紧说别看她又瘦又丑，可是又勤快又有劲儿。老板娘不耐烦地说：“说不行就不行，快走快走。”第二家是个招聘后厨小工的小饭馆，也是一个老板娘。张静很主动地“推销”自己：“别看我瘦，可是有劲儿。”老板娘直直地盯着张静的脸说：“我们要20岁到30岁的，你岁数太大了”，记者赶紧说张静就是20多岁。老板娘又说我们只要20岁的，张静说我就是20岁，于是老板娘再次改口说要20岁以下，十八九岁的。张静求职的时候门口总是围着三四个围观的人，连记者都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可张静始终笑着说，经常这样儿，没事儿。
■上学时我从来就没高兴过，成天受同学们的欺负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
“你上学的时候同学们有没有因为你的容貌欺负你？听说你初中没毕业就不念书了，为什么？”“嗨！”记者的询问让张静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上学的时候不仅同学欺负我，老师也不爱搭理我。”“就因为你长得不好看？”“对，而且我学习也不好。不是我不想好好学，是周围的环境没法让我学。刚上小学的时候我视力不好，一个0．5?熏一个0．6，可老师每次都让我坐在最后面。上课的时候不是同桌踹我一脚，就是前边的男生打我一拳，老师看见了只是说一句‘你们干什么呢，该上课了要好好听讲’就完了。一次课间有个男生无缘无故地照着我肚子就是一脚，我一下子从第一级楼梯滚到下面，班主任就在旁边，也只是说了他两句。她(老师)哪怕扶我一把，给我拍拍身上的土也好呀，可是她没有。”
“从小学到初中，每次单元考试，老师从来不给我的卷子判分，签个“阅”字就完事了。只有几次年级期末考试老师给我的卷子判了个5分就完了。”“那你有没有问过老师原因？你认为你的卷子的实际分数应该是多少分？”“我问了，老师说你答的题全都错了，也就得5分吧。可她根本就没给我判哪道题对哪道题错，错在哪，只是在卷子角上写了个5分。我学习是不好，也确实算错了很多题，但也绝对不是5分，及格应该是可以的。”张静肯定地对记者说。
由于张静刚刚搬了家，10年前的卷子已经无法找到。而且张静和原来学校的同学全部中断了联系，记者无法确定她的说法是否准确。但记者找到了一位她当年的邻居，据这位邻居讲，张静当时在学校的确经常受到同学们的欺负，老师也不待见她，她经常看到张静妈妈接送张静上下学。“大家都认为张家那孩子脑子不太好使，听说她学习也不好。那孩子从小儿就瘦，肋骨一根一根的，一看就有病，腿脚也不利索，走起路来身子向前探着，走在马路上大家都看她。”
张静在接受采访时曾明确地告诉记者，自己的智力没有问题。记者问她是否去过医院进行检查，医生经过什么样的程序判断她三度智障？她的残疾证上又为什么这样写呢？她回答自己从来没有因为智力问题去医院做过检查，也没有经过任何医疗程序的检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说我智力有问题，可能是开残疾证的人看我像吧”。
记者问张静：“事情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现在你怎么看那些欺负过你的人，你还恨他们吗？”“恨，想起来就恨。要不是她们这么对我，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因为情绪激动，张静挥舞着两个瘦瘦的胳膊大声说。
看到她沉浸在痛苦中不能自拔，记者赶紧换了个话题：“张静，你能告诉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有什么高兴的事或者印象深刻的事吗？比如上学的时候有没有交过比较知心的朋友？”“没有，上学的时候没有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我成天受同学们的欺负，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我在学校也没有过一个朋友。”
■我比那些三陪小姐高尚多了，她们能靠脸蛋养活自己，我不行
“那从学校出来以后呢？碰没碰到过什么高兴的事呢？”记者追问她。“献血，那件事我印象特别深。那是1996年我18岁，听人家说只要够18岁就可以参加献血，200cc就可以有250块钱。我当时听说这件事特别高兴，因为我终于找到一个挣钱的法子了！我可以赚钱养家，给我们家人治病了。献血头天晚上我兴奋得一宿都没睡着觉，第二天我5点就起来了，也没敢跟我们家人说干吗去。到了献血站门口那个负责发体检表的老太太一看我就问你干吗来了，我说我来献血，我已经18岁了。可她说‘妈呀，你算了吧，就你这样倒贴别人250块钱人家也不要你的血呀！’现在想想人家可能是嫌我太瘦了，可我当时心里真难过，好不容易找到的一个挣钱的法子也走不通了。”
“听说你以前在声讯台……”记者小心翼翼地询问，张静此时满脸通红，身子下意识地向后缩了缩。“那大概是1998年吧，我从报纸上看到信息台正在招聘接电话的人，我就去了。当时以为就是查号台呢，后来才知道那是黄色陪聊电话。我爸我妈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我曾经干过这个。头几天上班的时候啥也不懂，刚接到电话说不了两句就说不下去了，只能把电话递给旁边的大姐，一天挣不了几毛钱。可老这样也不行呀，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个工作，我还要挣钱养家，还要给我爸、我妈、我大姑挣出治病的钱呢。后来我干脆搬到公司里来住，别人上一天班歇一天班，我就天天上班，别人打电话我就在旁边认真听，认真学。就这样没几个月我的话务量成了全台最高的人。记得最多的时候我一个月接了17540分钟电话，挣了一千多元钱，结果好多声讯台都来挖我。他们说要给我开专线，别人每分钟1毛钱，给我1毛5分，外加住宿和车费补助400元钱。他们真这么跟我说的。”这时张静露出自采访以来惟一的一次自信而骄傲的神情。对于她来说，那可能是她一生中得到他人尊重和夸奖最多的一段“辉煌时期”。
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薛院长此时已是泪光盈盈，她喃喃地对记者说：“这孩子是被生活逼得没有办法呀。这孩子要强，太想挣钱养家了，我认为她非常高尚，因为她自食其力，起码比那些三陪小姐强多了。”可是当薛院长走出办公室时，张静轻声地对我说：“我跟您说句实话，他们说我比那些三陪小姐高尚多了，也强多了。可不管怎么说她们能靠着自己的脸蛋赚钱养活自己，我想这样就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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