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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这场人民群众的伟大抗议活动，虽然不是邓小平直接指挥的，但是，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邓小平都是当之无愧的“总后台”。是邓小平复出后大刀阔斧进行的全面整顿，是全面整顿取得的显著成果，是他与“四人帮”针锋相对的战斗锐气，使全国人民看到了前途，给全国人民带来了希望，增添了全体中国人民与“四人帮”罪恶势力进行斗争的勇气。邓小平深知，经过这场运动，他会再次被打倒。但是，他深信，他的所作所为和他的个人的牺牲，将会作为一剂最好的催化剂，把中国人民的觉醒，带到一个新的起点。他深信，不管他个人的政治命运如何，正义和真理，必将取得最后胜利。从天安门前那涌动的人群，从人民大众所发出的愤怒的呼喊，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中国的前途和希望。 作为邓小平的家人，我们向往着天安门广场上的悲壮场面，向往着亲身去感受那令人热血沸腾的激动。但是，我们必须服从大局。我们知道，政治局势已经发展到了危急的时刻。我们知道，父亲被再次打倒已近在眼前。不过，经过了近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大落大起的风风雨雨，随着父亲，我们已经学会了如何面对政治的风云变幻。特别是经历了回北京后三年的变迁，我们为父亲作为一个政治家所具有的胆略和作为而折服，我们为父亲不惧艰险的坚强意志而骄傲，我们为父亲一心为国为民的品格而自豪。父亲选择了一条不妥协不计个人得失的道路，我们也心甘情愿地与他同行。我们虽然没有去天安门广场，但是，每一天，每一个传来的消息，每一个激动人心的诗歌，都会让我们激动不已。邓小平一家人的心，和天安门广场的人民群众的心，用同一个节奏跳动着。 ４月４日，是中国农历丙辰年——也就是龙年的清明节。首都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活动达到高潮。汇集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之多。天安门广场群情激昂，声势空前。明明知道广场上有“四人帮”派出的便衣进行监视、盯梢和拍照，人们却毫不惧怕，继续送着花圈，继续在松树上绑着白花，继续把写好的诗词贴上。在抗议的人群中，有的展开用鲜血写成的悼词，有的为邓小平公开辩护，有的直接点出江青的名字进行批判，有的激愤地唱起雄壮的《国际歌》，有的则爬到广场的灯柱上，声泪俱下地高声诵读着对“四人帮”的抗议之声。四周的人群群情激昂，此起彼伏地高喊着抗议的口号。天安门前二百万之众的人民运动，和全国人民在各地举行的悼念抗议活动，写就了一首壮怀激烈、气势磅礴的正气歌。 “两个决议”和邓小平的再次被打倒 天安门广场和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的悼念活动和抗议活动，引起了“四人帮”的极大恐慌。对于这样声势浩大的直接指向他们的人民斗争，他们不会坐视不见，不会不感到心惊肉跳，不会不跳出来进行镇压。 ４月２日，由“四人帮”一手布置，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的一个三层小灰楼内，成立了一个由首都民兵、警察、卫区部队组成的“联合指挥部”，抽调民兵和警察三千人及部分部队，做好了随时出动的准备。当日下午，“指挥部”拟定了《对天安门广场出现各种问题的处理办法》，提出具体对群众进行镇压的措施。 ４月３日凌晨四时四十分，具有制造武斗“专长”的王洪文亲自到天安门广场查看。他们怕被群众发现，用手电筒照着，鬼鬼祟祟地在黑影之中扫视了纪念碑周围的部分花园和悼词。看到那如山如海的花圈和怒冲云霄的诗词挽联，气急败坏的王洪文电话训斥了他们在公安部的亲信，指示公安部马上派人去拍摄那些“反动诗词”，以做日后“破案”的证据。姚文元按捺不住气恼，打电话给《人民日报》说：“天安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活动是反革命性质的。”根据王洪文的“指示”，公安部门派出便衣在广场到处拍照取证，并且开始抓人。至当晚十时，天安门广场被抓的群众已达二十六人。镇压拉开了序幕。 ４月４日晚，华国锋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叶剑英、李行念“因病”没有参加。在江青等人左右下，会议把天安门广场悼念活动的性质定为“反革命搞的事件”，“是邓小平搞了很长时间的准备形成的”。会后，毛远新把政治局会议讨论的情况和会议决定，书面报告了毛泽东。报告中说：“这次是反革命性质的反扑”，“是有计划有组织的”。“去年邓小平说批林批孔就是反总理”，今年“就抬出总理做文章，攻击反击右倾翻案风是反总理，利用死人压活人”。毛泽东圈阅了。 ４月５日，大规模镇压开始了。５日凌晨一至二时，广场上的花园被践踏和搬走。广场上的花圈，一个连着一个，一层覆盖着一层，如山如海，实在是太多了，足足用了二百辆卡车才被全部装运走。在撤走花圈的过程中，五十七名在场群众遭到审查，七人被捕。早晨五时，王洪文到“指挥部”小楼亲自督阵并进行镇压的具体布置。 天亮了。随着太阳越升越高，来到广场的群众越来越多。看到花圈被践踏和搬走，人们愤怒了。群众不顾禁令和危险，继续把花圈送到天安门广场。通往广场的路口已经有人把守，还设立了所谓的“劝阻站”。面对危险，人们全无畏惧，他们冲破封锁钱，把一个又一个花圈顽强地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这时，一边是蛮横地强行拦截，一边是奋不顾身地抬花圈和送花圈，整个天安门广场，开始变成一个冲突的大战场。群众越来越多，人群也越来越拥挤。一个混在人群中的便衣被群众认了出来，在一片怒吼声中，他狼狈逃窜，跑向人民大会堂方向。看见便衣跑了，群众高喊着追了上去，人民大会堂的东门外面，一下子拥集了几十万群众。这几十万人，不是一般的围观者，而是燃烧着满腔怒火情绪激昂的人民大众。 “四人帮”的“指挥部”开始往人民大会堂增调人员。八时，一辆由“指挥部”派出的广播车在广场上用高音喇叭喊叫：“清明节已过，悼念活动已结束，请革命同志们离开天安门广场，要警惕一小撮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这刺耳的噪音，激怒了广场的群众，人们冲了上去，气愤地推翻了车子，砸扁了那个给“四人帮”做传声筒的高音喇叭。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几十万人同声高喊：“还我花圈！还我战友！”愤怒之气直冲云霄。一些群众和“指挥部”派出阻拦的人员发生了冲突。 中午，群众包围了设有“指挥部”的那个小灰楼，并派出代表交涉，要求还回花圈，要求释放被捕群众，要求保障群众悼念周恩来的权利。“指挥部”人员恶劣地拒绝了群众的正义要求，愤怒的群众烧着了指挥部的几辆汽车。随着火苗的上升，四周的群众欢声雷动。五时过后，部分群众冲进“指挥部”的小灰楼内，点起火来要烧掉这个罪恶的“指挥中心”。“指挥部”紧急研究“反击”部署，决定在中山公园内成立新的指挥点，并下令晚上“要准备武器，可以带棒子，铐子”。“四人帮”及其党羽已经做好了进行大规模镇压的最后准备。 ４月５日晚六时三十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开足了音量，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吴德奉命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天安门事件为“反革命事件”，要求在场的群众立即离开广场。九时三十分，一万名民兵和三千名警察进入天安门广场，包围了滞留在广场的群众，并挥舞起棍棒殴打群众。当晚，无数群众受到残暴的殴打，三十八人被逮捕并被投入监狱。 １９７６年的４月５日，共和国历史上一个悲壮的日子。那漆黑恐怖的漫漫长夜，掩盖不住“四人帮”的血腥畴罪行。 ４月６日凌晨，中央政治局部分委员听取了关于“天安门事件”的情况汇报，会议将“天安门事件”定为“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事件”。当日凌晨三时，毛远新向毛泽东报告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毛泽东于上午十一时批示：“士气大振，好，好，好。” 刚刚经历过血与火战斗的天安门广场，一片萧条、凄凉和空寂。人民英雄纪念碑前血迹斑斑，森严恐怖的高压气氛笼罩在广场之上。但是，就在当日上午的九时许，当太阳高高升起的时候，一列由几十名工人组成的队伍，抬着他们亲手制成的花圈，毅然走进了天安门广场。在偌大一个空旷的广场上，这一队送花圈的队伍格外醒目。工人们满怀悲愤，把花圈极其郑重地安放在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北侧。当晚六时，数十辆卡车载着民开进天安门广场。暮色中的广场空旷而沉寂。百余群众仍徘徊在纪念碑前，人们不言不语却不肯离去纪念碑旁那个唯一的花圈，在早春的寒风中，不屈地昂然挺立着。晚七时，天安门广场全部戒严，最后滞留的群众被赶了出去。 ４月７日上午八时零五分，毛远新根据姚文元亲手组织炮制的“天安门事件现场报道”，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事件”的进展情况和处理意见。“现场报道”诬蔑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是“反革命活动”，诬蔑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政治事件”，说天安门事件“公开打出拥护邓小平的旗号，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妄图扭转当前批邓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大方向”。听完毛远新长达一个多小时的汇报后，身体已经极度衰弱的毛泽东，作了以下指示：“据此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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