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父亲来说，毛泽东在决定打倒他的同时再次保留了他的党籍，可能有些出乎他的预料。“文革”复出后，他的举动实在太大了，他的态度也太不妥协了。在“天安门事件”之后，他本已做好了最坏的思想准备，没想到在最后的关头，毛泽东竟然保留了他的党籍。对毛泽东，父亲是太了解了。在起用他——支持他——批判他——直到再次打倒他的这一个全过程中，无不体现着毛泽东百转回肠的一番苦心，和他那无可奈何的千般失望。父亲完全知道，这次复出后，但凡他的作为能够“随和”一点儿，毛泽东都会尽量保住他的。但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他怎么能够为了保全自己而丧失力挽狂澜的机会，怎么能够为了一己之安危而放弃正义和原则。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一条充满风险的不归之路。现在，虽然被再次打倒了，虽然每天在被大肆批判，但是，他的心是镇定的，是坦然的。他做了他所应该做的一切，他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持和肯定，他可以问心无愧于今生了。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这个并不陌生的环境里，在与家人子女音信隔绝的状态下，父亲和母亲两人相依为命，开始了他们又一次的禁锢生活。一开始，他们自己打扫卫生和洗衣做饭，负责警卫工作的滕和松帮助买些粮菜。几天后，滕和松经过请示，找来原来在我们家做过厨师的李师傅。此后，李师傅每日来东交民巷，帮助做午晚两餐。父母亲不用自己做饭，生活负担便轻松了许多。再后来，在父母亲的要求下，警卫局又让在我们家帮助带小孩的一个亲戚邓志清来到东交民巷，帮助父母亲做一些清扫洗涤工作。志清来后，不仅有人可以帮助劳作，更使东交民巷十七号的楼里多了一些人气。警卫人员一共四个。滕和松是警卫局的老人，以前跟随父亲出过差，对我们家很熟，对父亲本人也很有感情。他是这里的负责人，除了警卫安全工作以外，还负责照顾邓夫妇的生活。买菜，拿药，看病，以及为邓转信，在那个期间做了不少的事。因为原来就熟悉，所以父母亲对滕和松也十分相信，生活中的事情请他帮忙自不必说，连给中央送信这样政治上的事情，也都让滕和松帮忙。 在东交民巷，虽然身处逆境，但父亲尽量保持每日起居规律，用心灵上的镇定，对待枯燥的禁锢生活。“批邓”的浪潮一天高过一天，翻开报纸打开收音机，统统都是“批邓”的叫嚣。对于这些不断升级的“批判”聒噪，父亲以坦荡之心对之，完全不予理会。 “两个决议”公布后，在宽街的我们这一大家人接到通知，院内所有的人均不准自行外出（连上班上学也不许去），在住地集中办“学习班”。中办秘书局派了两个人来宽街，组织我们办“学习班”。在我们的院子里面，除了我们这一家人以外，还有秘书王瑞林，警卫员张宝忠，司机程云久，老公务员吴洪俊等原来的工作人员。让我们集体进行“学习批判”，我们就每天按规定时间集中在一起。办“学习班”的第一项内容，就是让我们揭发父亲，并让我们每一个人说清楚，“天安门事件”时有没有去天安门广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