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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父亲陪毛泽东接见外宾回来，时间已经很晚了。看着父亲十分疲惫的样子，母亲给他吃了安眠药安排他睡下。父亲睡着后，母亲和我们给父亲整理衣服。十分意外地，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我们看到一张便笺纸，纸上几个大大的字，这是毛泽东的字！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话已经有困难，有时会把要说的写下来以表达他的意思，但没想到，我们竟会亲眼看到毛泽东写的字。我们壮着胆子，把那张便笺纸拿了出来。在台灯暗暗的光线下，妈妈、邓楠和我，三个人把那个便笺拿着，极其认真地研究了起来。便笺上面的几个字大大的，每一个字的笔划都是弯弯曲曲的，有的字完全认不出来。因为这些字的意思不是连贯的，可能只是毛泽东在说什么的时候进行的补充，所以我们极力研究了半天，也没猜出这些字代表什么意思。其实，我们并不是对毛泽东的字感兴趣，而是急切地想从中找出关系到父亲政治命运的寓示。父亲一向很严格，我们偷看了他的东西，已经是“犯戒”了。我们不敢声张，看完后，赶紧把那张毛泽东写了字的便笺纸，悄悄地放回了父亲的衣服口袋里。如果不是处在那样的非常时期，我们家里的人绝对不会干这样“出格”的事情。 我们知道父亲正在受到批评，但不会向他问什么，一来是问了他也不会告诉我们，二来还会惹得他心烦。我们这时能做的，只有更加地体贴他，以家庭的温暖尽可能地舒散他心中的不快。我们尽量多地陪在他的身边，让孙儿们在他面前玩耍。但当父亲开始闭目沉思的时候，我们就赶快把闹着玩着的孩子们带走。我们一个个也都低声细语，或静静地陪着他坐在那里，生怕打扰了他或烦着他。平时总是嬉笑热闹的家里，会一下子变得出奇的安静。夜间，在昏暗的走廊上，只点着一盏台灯。父亲一个人，坐在灯下，常常一坐就是很久，很久。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我们的楼里，这时依然是进进出出，人来人往。只不过，来的人不同，来的目的也就不同。 李先念、纪登奎副总理和胡乔木等时常会来，他们是来谈工作的。邓颖超常来，她是来谈总理的病情和治疗事项的。王海容和唐闻生更是常来，她们二人有时是来和父亲本人谈事，有时则来找父亲的秘书王瑞林。因为经常陪外宾，可以见到主席，可以跟主席说得上话，王海容和唐闻生当时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毛泽东身体不好，晚年更是不轻易见人，连主持中央工作的高级领导人也轻易见不到他。所以，如有事情想要向毛泽东汇报，有时只有通过王海容和唐闻生。她们二人会在陪外宾见完主席后，利用机会向主席讲上几句。江青就曾经多次把王海容和唐闻生找去，让她们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不过，王海容和唐闻生两个人，从心里讨厌江青，与“四人帮”那伙人格格不入。她们崇敬周恩来，也崇敬邓小平。周恩来和邓小平也信任王、唐。重病之中的周恩来，经常找她们谈事，其中有外事工作方面的，更有与“四人帮”作斗争的重要事宜。
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是我们家的常客。父亲有事情常找她们二人来，比如有事要向主席报告，或者有事探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办。在那个时候，在与毛泽东保持沟通方面，王海容和唐闻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父亲受到批评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因受“牵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主席面前说得上话了，但是，她们仍是常常来我们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们全家一样，对于形势的估计，她们二人也已经感觉到越来越不乐观。在“批邓”开始以后，来我们东交民巷的那个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还来过一个极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他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提出来。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了。那一天，知道毛远新要来，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备。毛远新来了，一副新贵的模样，派头十足。父亲则抽着烟，沉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等他们。来人落坐，便开始谈了起来。客厅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个原来的书房。这个房间和客厅仅隔着一个木板做的书架，客厅里的声音大一点就会传过来。那天，恰巧我和邓楠在屋里，从偶尔传过来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父亲和毛远新这次的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从客厅走出来时，父亲还是那样的沉默，也还是那样的从容。他不会因为毛远新的“告状”而改变进行全面整顿的大致方针。这个决心，他早就下了，从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从他复出工作之时起就下了，从他坚定地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起就下了。“四人帮闹，他没有动摇过；毛远新加进来闹，虽然形势更加艰难，他依然没有动摇。九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就练就了他那坚定的信念，早就铸成了他那绝对不会动摇的决心。 １１月１０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工作时，邓小平谈起他因转刘冰的信而受到批评。胡乔木对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他们二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清楚。批评邓小平，是基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风波，是不会停息的。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１１月１５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没有借王洪文回京的机会让邓小平去职，表明他还没有下定决心去掉邓。毛泽东没有让王洪文重新主持工作，表明他虽然让王洪文回京，但却不想把权力交给王洪文，或者说交给“四人帮”的不悦，并没有因此而改变。邓小平是否还能主持中央的工作？如果不能了，就要换人。要换人，换谁呢？毛泽东还在观察，还在考虑，还没有想好，因此“暂仍由小平同志主持”，因此“过一会再说”。毛泽东此时的心态，应该说是复杂的。 不久，形势急转直下。 这期间，除了毛远新的作用外，已经病入膏盲的康生，也趁机向毛泽东进谗言，说邓小平“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加上前几次开会的时候，邓小平采用的是一副绝不妥协的态度，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使毛泽东认为，到了这个时候，问题已不只是“统一思想”、“加强团结”这样简单，而变为有人想翻“文革”的案这样严重的程度。毛泽东下定决心，要在他的生前，铁板钉地为“文革”作出定论，让那些不满“文革”的人永远不能翻案。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政治局召开会议，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十七人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毛泽东希望通过这个会议，在如何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个“决议”的基调应该是：对于“文革”，总的评价是“七分成绩，三分缺点”。毛泽东让邓小平主持作这个决议，一是让邓小平这样对“文革”有看法的人来作这个决议，可以堵住对“文革”持异议人的嘴，让人不敢再唱反调。二是，毛泽东再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让邓小平改变观点。毛泽东对邓小平，真应该说是“仁至义尽”了。分析毛泽东的内心，他既真心地赏识邓小平的才干和品格，又恼恨邓小平对“文革”的态度。他对邓小平一再留情，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就此妥协，顺从了他这一个最后的心愿。毛泽东实在是太老了，太疲倦了，这一番“安定团结”的政治格局，是他经过很长时间的考虑所进行的选择，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想再变动了。但是，令毛泽东悲哀的恰恰却是，邓小平具有和毛泽东一样的性格，也是一个在原则问题上绝对不会让步的人。在毛泽东这样殷切的期望下，邓小平没有接受毛泽东的这个建议。邓小平明确地说，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邓小平的意思说得明明白白，九年“文化大革命”，他被打倒了六年，作为一个脱离运动的“世外”之人，对于“文革”，他既没有参与也“不了解”，因此“不适宜”由他来写。其实，最根本的，他不愿意违心地主持写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 邓小平这种完全不让步的态度，使得毛泽东下决心进行“批邓”。在毛泽东政治生命的最后关头，他要坚定不移地捍卫“文化大革命”，他不容许任何人对此存有非议，更不容许任何人翻“文革”的案。这是他所坚持的最后原则。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北京召开了一个名为“打招呼”的会议。会议的目的，是向党政军高级领导层传达毛泽东对刘冰等人的信等有有关指示。因为此时，还是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所以在召开“打招呼会”的会前，由邓小平将中央草拟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报送毛泽东审定，并将开会的方式向毛泽东作了报告。１１月２１日，邓小平在给毛泽东的信中写道：“遵照主席指示，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免犯错误。现拟了一个一百三十六人名单，并拟了一个打招呼的谈话要点，都是由政治局会议讨论修改了的，现送上，请审阅批示。打招呼的办法是，把大家召集到一块谈，政治局同志都出席。政治局商量，准备把谈话要点发给各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以及省市委第一书记，也给他们打个招呼，此点也请主席批准。” 对邓小平的报告，毛泽东批示：“很好。但不仅只是老同志，要有中年、青年各一人同听同议。如同此次十七人会议那样。即也经对青年人打招呼，否则青年人也会犯错误。请政治局再议一次，或者分两次开，或者先分后合。”在写这封信的次日，可能是经过了一番考虑，毛泽东的想法有所改变，他又给邓小平写信，说：“还是你们议的好，先给老同志打招呼。青年问题暂缓。因有的还未结合，有的在打派仗（如七机部），有的貌合神离（如清华），召集不起来。” １９７５年１１月２４日下午，中央召开“打招呼会”。后来称这次会议为“第一次打招呼会”。参加会议的有全体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党政军机关一些负责的老同志，共一百三十余人。会议由仍然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主持。邓小平先讲话。他说：“今天开的是打招呼的会议。在北京的政治局委员都到了，还请了一百多人。先念一念毛主席批准的政治局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简短的开场白后，邓小平宣读了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准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要点》内容如下：一、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诬告迟群、谢静宜，矛头实际上对着毛主席。根据毛主席指示，清华大学党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就刘冰等同志的信展开了大辩论，并已扩大至全校师生。二、毛主席指出：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毛主席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线路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有些人总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革的账，总是要翻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三、毛主席批示，要向一些同志打个招呼，以免这些同志犯新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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