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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被打倒了，根据“文革”以来一贯的经验，我们知道，很快我们就会被赶出宽街的家。在办“学习班”时，我们就已开始抽空收拾东西。果然，没过多久，中办来了一个负责人到我们的“学习班”，通知我们立即搬出宽街去。我们问他：“搬出去我们住哪儿？”来人态度恶劣地说：“住单位去，住学校去。我们不管！”有了“文革”以来“千锤百炼”的经验，我们的心定定的，一点儿也不惧怕。他们凶，我们比他们还凶。他们狠，我们比他们还狠。我们高声地对他们说：“我们还有孩子，我们还有奶奶，我们单位没给我们分房子。要让我们搬家，没那么容易。得给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得是一个院子，还得住得下我们一家的人！不给我们找地方住，我们决不搬家。不信你们就试试看，看你们能不能把我们全家人都绑着走！”回想１９６７年赶我们出中南海的时候，我们才两三个人，才是十几岁的学生，都没让他们随随便便地把我们赶出去。今天，我们有十来口人，一个个身强力壮，且都极富“运动”经验，要把我们赶出去，想得也太容易了！“文革”中间，我们这一家人，曾经像秋风中的落叶一样，被狂风吹得飘零四散，受尽了人间凄苦，而今天，我们又要被人驱赶，想到这些，悲伤和仇恨一起涌上心头。我们和中办的来人吵，从屋里一直吵到屋外，从后院一直吵到前院。在紧临大街的前院里，邓林、邓楠和我三个人，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大声地和他们抗争。看见我们激愤的样子。在门口站岗的解放军战士都同情地看着我们。中办的来人看看没有办法，只好悻悻而去。 斗争虽然暂告胜利，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家早晚是要搬的。当晚，我们便开始着手收东西，做准备。果然，“学习班”刚刚结束，我们便接到通知，中办让总参管理局在美术馆后面的育群胡同给我们找了一个小院子，命令我们三天之内必须搬走。三天的限期，没什么大不了的，不是曾经有过两小时必须“滚出去”的经验吗？三天，足够了。我们太有搬家的经验了，大家一起动手，收拾得快极了。大人们都忙着收东西，两个小家伙怎么办呢？其时，正好我们的表弟小胖子来北京住在我们家里养病，我们就把带两个小家伙的任务交给了他。 小胖子是二姑姑的小儿子，学名叫张海江。起的学名虽然挺有气魄的，但那时他还只是一个十六岁的大孩子。一个大孩子带着两个小孩子，整天坐在院子里的藤椅子上。大孩子讲故事，小孩子听故事。也是真人不露相，那个平时憨憨厚厚不爱讲话的小胖子，竟然有那么多的故事可讲，每天从一大早起，一直讲到天黑，好像永远也讲不完似的。我们几个姐姐夸奖小胖子能干，小胖子说：“没办法呀，我全是乱编的，他们两人还挺爱听的。”爱听就行，反正我们都忙得脚朝天，有个小劳动力能把孩子带得这么好，也是天助我也。我们这次搬家，比以前的几次可麻烦多了。你想，父母亲虽不在，但我们老老少少结了婚生了孩儿，还有十来口人。而且这次，我们要把能搬走的都搬走，什么也不留下。我们要求让我们带一些最基本的家具走，可上面不同意。你不同意我们也不示弱，便再跟他们一争再争。最后，总算让我们带了几个木板床和几件我们家５０年代的旧家具。搬家的期限就要到了，我们饭也顾不上吃，觉也顾不上睡，一个劲儿地忙着收拾。夜深了，才想起那两个交给小胖子的孩子。到院子里一看，小胖子还在那儿给他们讲故事，四岁的眠眠眼皮已经抬不起来了，两岁的萌萌早已在藤椅上坐着睡着了。把他们抱进屋里，才发现，在院子里一整天了，两个小家伙浑身上下黑黢黢的，脏得活像两个小煤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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