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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同样的原因，王海容和唐闻生也是我们家的常客。父亲有事情常找她们二人来，比如有事要向主席报告，或者有事要探询一下主席的意思，也都交待王、唐去办。在那个时候，在与毛泽东保持沟通方面，王海容和唐闻生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当毛远新向毛泽东告状，父亲受到批评后，王海容和唐闻生因受“牵连”，已经不像以往那样在主席面前说得上话了，但是，她们仍是常常来我们家，常常和王瑞林一聊就聊上半天。和我们全家一样，对于形势的估计，她们二人也已经感觉到越来越不乐观。在“批邓”开始以后，来我们东交民巷的那个家的最后的客人，就是王海容和唐闻生。 在东交民巷十七号，还来过一个极其特殊的人，那就是毛远新。毛远新向毛泽东告了邓小平的状，毛泽东知道毛远新对邓小平有意见和看法，他让毛远新找邓小平谈谈，把意见直接向邓提出来。毛远新奉毛泽东之命来了。那一天，知道毛远新要来，也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我们在家的人都十分地戒备。毛远新来了，一副新贵的模样，派头十足。父亲则抽着烟，沉静地坐在会客室里等他。来人落坐，便开始谈了起来。客厅的隔壁，就是我住的那个原来的书房。这个房间和客厅仅隔着一个木板做的书架，客厅里的声音大一点就会传过来。那天，恰巧我和邓楠在屋里，从偶尔传过来的声音可以听得出，父亲和毛远新这次的谈话并不愉快。毛远新走的时候，父亲没有送客。从客厅走出来时，父亲还是那样的沉默，也还是那样的从容。他不会因为毛远新的“告状”而改变进行全面整顿的大政方针。这个决心，他早就下了，从他回北京的那一刻起就下了，从他复出工作之时起就下了，从他坚定地进行全面整顿的时候起就下了。“四人帮”闹，他没有动摇过；毛远新加进来闹，虽然形势更加艰难，他依然没有动摇。九年以来的风风雨雨，早就练就了他那坚定的信念，早就铸成了他那绝对不会动摇的决心。 １１月１０日，邓小平找胡乔木谈工作时，邓小平谈起他因转刘冰的信而受到批评。胡乔木对邓小平说，不只是转刘冰的信的问题，可能对于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做法，毛泽东早就有意见。他们二人对于形势的看法，已经越来越清楚。批评邓小平，是基于更深刻的政治原因。这场风波，是不会停息的。 在这个期间，原来由毛泽东以“帮助工作”的名义派到上海的王洪文回到了北京。王洪文走前，是由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王洪文走后，由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现在王洪文回来了，邓小平便于１１月１５日给毛泽东写信。邓小平在信中写道：“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近日召开的十七人会议，亦应请洪文同志主持。”毛泽东看到邓小平的信后，当晚即在邓的信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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