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增收成为今年“两会”期间关注的热点问题。全国政协九届五次会议今(3.7)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首次记者招待会，邀请四位民主党派负责人就促进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问题发表见解，并回答中外记者的提问。 这四位民主党派负责人是：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洪绂曾。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原农业部副部长路明。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楚庄。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张宝文。 张宝文：调整农村经济结构要做到四个优化 中国青年报记者：农业发展和农民增收是朱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着重强调的问题，也是政协委员关注的问题，请问张宝文委员，您认为应该采取哪些新的思路、新的举措解决这个问题？对农民进城的门槛问题，您怎么看？ 张宝文：要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的农业问题，就必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中心，加快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积极推进我国的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连续迈上了几个台阶，农产品的供给实现了由长期短缺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历史性转变。我想举一个例子，1979年我国粮食的生产能力是3亿多吨，到1999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到了5.08亿吨，最近几年我国的粮食产量一直稳定在4.6亿吨左右。九十年代以来随着农产品供求关系的变化，农业的发展更多的受到市场的影响，出现了农产品卖难、价格下跌、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根据这些情况，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了要把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把增加农民的收入作为农业发展的基本目标。 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按照农业发展新阶段的要求，近年来农业部门和各地采取了有效的措施来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这些经验概括起来，就是四个优化： 一是优化农产品品种和品质结构，全面提高农产品的质量。我想举几个数字来说明这个问题。目前全国的优质稻的种植面积已经达到了2.5亿亩，占全国水稻总面积的一半以上。优质的专用小麦达到了9000多万亩，占小麦总面积的25％。可以说初步扭转了我们国家加工专用小麦多年来依靠进口的局面。在九十年代中期，每年我们国家进口的小麦是900多万吨，到2000年我们的进口小麦是80多万吨。 二要优化农业的生产结构，大力发展高效的经济作物、畜牧业、水产业。2000年和1998年相比我们的经济作物和饲料作物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了农作物播种面积的30％。可以说初步形成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饲料作物协调发展的基本格局。尤其是蔬菜、水果、花卉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亮点。我想举一个例子，我们国家目前的蔬菜面积已经达到了2.4亿亩，已经成为仅次于粮食作物的第二大作物，我们国家人均蔬菜的占有量已经成为世界水平的三倍数量。同时，畜牧业和渔业发展速度也非常之快。我们国家的奶业最近几年发展迅速，每年都是以10％的速度在递增，在发展。1999年奶产品是800万吨，2000年奶产品是919万吨，去年是1030万吨。但人均占有量只有7.4公斤。可以说随着人民生活的提高，饮食结构的改变，奶业在中国的发展潜力非常之大，市场的空间也非常之大。 三是优化了农业的初步布局，促进了主要农产品向主要产区集中。像长江流域的水稻面积已占全国65％，黄淮海小麦面积已占到全国的60％，东北三省和冀鲁豫平原的玉米面积占到全国的55％。油料作物也初步形成了长江流域的油菜、黄淮海地区花生、东北大豆基本格局。另外，各地还特别注重因地制宜发展特色农业。例如，山东的蔬菜，陕西的苹果，山西的优质小杂粮，海南的蔬菜瓜果，黑龙江的绿色食品等等。 四是优化产业结构，进一步拓宽了农村的产业结构，拓宽了农民的增收渠道。例如各地都在积极发展二、三产业，推进乡镇企业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组织劳务输出，形成了多元化的农民增收渠道。去年农民收入实现了恢复性增长，比上年增长4％以上。 这里我还想再强调一下，目前可以说是我国农产品供给的最好时期，是农业结构调整力度最大、效果最好的时期，尤其是在农产品价格低、自然灾害严重的情况下，农民的收入实现了恢复性的增长，这个成绩的确来之不易。我认为应该归功于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应该得益于这几年结构的调整，得益于各地、各有关部门和我们广大农民群众艰苦努力，保证了我国农产品的有效供给，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我们国家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我相信，我们继续按照这个思路来发展农业，就会从总体上推进我国农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进一步加快农民增收的步伐，增强我们国家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 张宝文：农业发展基本思路是一个中心，四个战略 中央电视台记者：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对农业的冲击比较大，我们在采访中发现，别说农民，就连乡镇干部对冲击的严重性知之甚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政府应作些什么？ 张宝文：加入WTO后，对我国农业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如何趋利避害，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发展机遇，关键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不断提高我们国家农业的竞争力。加入WTO后，我国农业发展基本思路是围绕一个中心，实施四个战略。 一个中心就是以全面提高我国农业国际竞争力为中心。 四大战略，一是实施农业结构调整的发展战略。二是实施科教兴农的战略。比如要提高我们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加快优良品种和技术的开发，这都能提高我们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成本，提高质量，这都是我们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方面应该做的工作。三是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四是加强扶持与鼓励竞争的发展战略。 为了重点突出，全面提高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最近在全国农业工作会议上，农业部提出了六大产业发展行动计划。第一就是实施优质专用粮食的大宗粮食产品发展行动计划。第二是畜牧业发展行动计划。第三园艺业发展行动计划。第四农产品加工发展行动计划。第五渔业发展行动计划。第六农垦发展行动计划。目的就是把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全面提高我们国家农业和农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 张宝文简历 1946年11月生。中国民主同盟盟员。现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教授。 1968年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学院，1984—1986年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院攻读农业教育管理。1987年起历任西北农业大学校长办公室副主任、校长助理、副校长、校长，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农业部副部长。 长期从事农业教育及管理工作，在国内、外有关杂志、学报上发表农业科技、教育论文50多篇。 洪绂曾：实现农民增收的五大对策 外国记者：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对农业是有影响的，但是任何对于农民减负的政策都有一个实质效应，这些政策可能来不及发挥他们的作用，会有一个时差和滞后的效应，您是否担心由此对社会稳定带来影响？ 洪绂曾：进入WTO以后，如何提高农业的竞争力，提高农民的素质，使得农民增收，是我们委员普遍关注，更是中央和国务院非常重视的问题。去年在中央的领导下，地方和基层干部作出了努力，农民收入有了恢复性增长，在今年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采取更有利的措施千方百计地增加农民收入。农民增收出现现在的问题，我认为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农业进入新阶段，供求的关系发生变化，因此有的农民甚至种了大宗农产品以后，虽然增产但是不一定增收； 第二，总体来说科技含量不高，农业成本相对比较高，劳动力的价值、劳动资料的成本比较高； 第三，乡镇企业发展很慢，以工务农和吸收农民就业这方面有一定的限制。 第四，农民的负担相对还比较重。 由于农民增收的这些问题，使得社会上城乡收入的差距逐渐拉大。去年，农民增收4.2％，但同时城乡收入增长8.5％，收入差距在拉大。另外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农民的收入差距也在拉大。城乡差距比例大概达到了2.8：1，比80年代增加了1倍；农业和其他行业的比例大概是2.5：1，农业和农民处于一个不利的地位，有碍于农业发展、农村的稳定和农民的增收，特别是对国民经济拉动的因素来讲，要拉动内需，农民是最广大的群体。如果农民不能增收，他的购买力不能发挥，启动内需就有了一定的局限。 农民增收的问题，应该综合解决。 第一，我认为要搞好农业的产业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真正地不但增收，而且要增效。 第二，我们要增加农产品科技含量，要创新，要推广一些先进的有效的成果，使得农产品不但质量好，而且安全，符合国际国内市场上的要求，增加竞争力。 第三，增加对农业的投入，特别是要注意一些中小型的基础设施，使得农民能直接得到实惠的项目。 第四，振兴乡镇企业，促进城市化，城镇化的发展，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够在二、三产业上得到发展，增加农民增收的领域。 第五，稳定现行的政策，比如土地承包政策。当然在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出现的土地流转的现象，我们要本着自愿、有偿、依法、规范的方针进行处理。我们相信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有中央和国务院的重视，加强领导，我们农民增收的问题一定会逐步的得到解决。 洪绂曾：税费改革对农村稳定将有重大影响 法新社记者：您是否认为农村不稳定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是否认为中国政府能够控制这个问题？农民增收是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 洪绂曾：我刚才说了，目前国家对待农民增收的问题是很重视的，另外，我们同时在进行关于税费改革的问题。 税费改革从根本上来说是把农民的负担纳入根本规范这样一种措施。这个举措，对于农村来讲既有经济意义，也有政治意义。 大家都知道，农民负担在一些地区对农民压力是非常大的。税费改革实施以来，特别是前几年在安徽首先试点，已经证明在实践当中是非常有效的。第一，可以遏制三乱，乱收费、乱摊派等这些不符合规定的行为给农民增加很多的压力。第二，通过税费改革以后，我们可以规范税赋。改革以后，我们农业税、农业特产税交给国家，而两个税的附加交给集体。第三，税费改革同时也促进基层民主政治的发展，促进村民自治。第四，通过税费改革进行一次配套的改革，比如说基层的县乡政权机构，减人减事减机构，提高效率。第五，税费改革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改善了农村的干群关系，减少了党政的摩擦和矛盾，提高了政府办事效率。改革对我们农村来讲，有助于农村的稳定，从减负这方面来讲农民也能得到很大得好处。 目前，税费改革在安徽省和其他省份的局部试点，进展比较顺利，因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朱总理已经讲了，今年将把税费改革扩大到十个省，并在全省范围进行试点。这样有利于健全减轻农民负担的管理机制会逐渐的形成。 总之，我认为，对于农民来讲，我们应该是本着“多给，少取，放活”这样一个六字原则，引导他们在市场竞争中赢得更多的机会。这样对农民来讲，一方面增收，一方面减负，有利于农村经济向前发展。当然税费改革还存在一些问题，还在不断地探索。我们相信，税费改革对新阶段农业的发展，农村的稳定，将会是一个非常有影响的重大的举措。 洪绂曾简历 1932年8月生。现为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农学会会长，中国草原学会理事长。 1949年考入复旦大学农学院学习，1953年由沈阳农学院农学系毕业，大学毕业后长期在吉林省农业科学院从事农业科学研究和科研管理工作，1989—1997年担任农业部副部长。 路明：解决农产品安全问题需要建立五个体系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请问路明委员，我们在发展绿色农业和提高农产品质量方面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路明：现在人民生活提高了，不仅要吃得到，吃得好，更要吃得安全健康。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国内广大消费者关注的问题，同时食品安全问题也是影响我国农产品国际贸易的大问题。欧盟制定了新的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标准，由过去1毫克提高到现在的0.1毫克。农产品的安全已经成为国内外都重视的重大问题。 怎么解决食品的安全问题，我们要先找原因，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城市工业的“三废”（废气、废水、废渣）对农业带来的污染；二是农业内部的问题。这往往是由不合理地使用化肥、农药、食品添加剂等一些不安全的投入品和不安全的生产造成的。怎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我的看法是要全面地抓，从田间到餐桌全过程，在生产上要抓好四个关节：一是农业生产的条件。产地必须是安全的，特别是土壤、灌溉用水和空气合乎质量标准。二是农业投入品、农业生产资料必须是安全的。三是生产过程要符合安全的生产原则，正确使用化肥，防治病虫害。四是要从产品收获、包装、运输，一直到送到餐桌上符合安全规定。 怎么保证呢？要建立五个体系，一是质量标准体系；二是质量检测体系。现在有些地方、科研部门已经在做了；三是质量认证体系。你的产品是不是无公害的、是不是绿色的，要进行认证，消费者按照标签选择；四是执法体系。从田间到餐桌，各个环节都要有执法，有监督。五是市场信息监控体系。 根据我最近了解的情况，各个部门在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下，我们国家现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势态向好的方面发展，从去年7月到今年1月农业部作了四次抽查，农药的残留呈急剧下降的趋势。北京、深圳的猪肉查不出什么问题。 路明：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的三个问题 农业新闻记者：请问路明委员一个问题，农业的发展有赖于科技的普及和推广，您认为在提高农业科技普及方面有哪些具体的措施？ 路明：农业科技是农业发展，提高农产品质量，增加农民收入的强大推动力。我们国家农业对科技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42％以上，即有一半的功劳归功于农业。 当前，有三个问题影响我国农业科技发展： 一是农业科技的投入偏低。我们国家到1999年农业科技投入是6.5亿元。 二是农业科技科研和推广体制难度比较大，农业科技产品有社会公益性产品，有市场竞争性产品，这两种产品的边界不是很清楚，对农业科技体制改革造成了很大的难度。既不能简单地推向市场，也不能简单地推向政府，必须组成一个混合的体制。 三是制约农业科技发展的是我国农民数量大，科技素质低。 非常可喜的是，朱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和财政部长的报告中对解决这三个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措施。关于科技投入问题，在总理报告和财政部长报告中都涉及到，提出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对科技的投入。在2002年财政安排中，对科技投入的增长超过了其他行业的增长幅度，这是改善农业科技投入低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举措。在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方面，国家提出农科教结合，产学研结合，有条件的农业科技研究所可以转变为经济实体，办企业；有条件的企业也可以搞科研，这有利于改变我们目前的农业科技体制。政府在农业科技和农业技术推广中也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对提供公共产品，政府给予支持。关于提高农民素质的问题，国家也采取了非常有力的措施，把农民职业教育，特别是绿色种蔬制度纳入农村基础教育，就是初中毕业以前要进行农村基础教育。另外，国家还拿出专项基金来抓青年农民的培训工程，这一切都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素质，让农民掌握先进的实用技术，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使用效益。 路明简历 1939年10月生。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原农业部副部长。现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副研究员。 1961年9月于西北农学院农学系毕业，1982年西北农学院研究生毕业，获硕士学位。1983年任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副院长，1984年12月至1994年5月任甘肃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2年12月当选为民建中央副主席，1997年3月至2000年3月任农业部副部长。 从事农业科研工作期间，培育出小麦品种81（39）—2，于1992年通过品种鉴定，现已累计推广2400多万亩，获甘肃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发表论文多篇。在任副省长期间获全国水土保持先进工作者称号，是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楚庄：要善待农民工 经济日报记者：目前，我国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已经在城市定居。有媒体呼吁说我们应该给这些进入城市的农民工相等的市民待遇，请问您对此有何看法？ 楚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转化为城市劳动力，是现代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世界如此，中国也是如此。中国推进城镇化，正是为了促进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 我国目前农民剩余劳动力有一亿五千万，有相当一部分进城打工，这些进城务工经商的民工以他们的辛勤劳动为城市建设和经济发达地区的建设作出了很大的贡献。同时，这些农民工也增加了收入。农户外出打工的收入已经成为农户的重要的经济支柱。但是进城打工的民工还不能得到公正的平等的待遇，比如他们的户籍问题，他们的住所问题，他们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以及社会保险问题等等。进城打工的农民工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国家和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进行制度和政策的调整，主动推进城乡一体化的格局，便利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2001年全国所有的镇和县级市区取消了农转非的指标，也就意味着在这个范围内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不再有分歧了。北京制定了一个北京市农民工养老保险办法。河南郑州还出台了新的户籍制度，国家计委出台了规定：面向农民工的七项收费在2002年年底以前必须取消。3月5号北京市劳动保护局作出了一个规定，所有使用外来工的用工单位必须给外来工办就业证，必须办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和工伤保险，说明国家是关注农民工问题。 从根本上说，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首先要转变观念，要加深同农民群众的感情，改变对农民工的一些偏见，正确认识他们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积极作用。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制定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提供方便，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加强管理和引导。对于农民工这样一个为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的社会群体，我们应该感谢，应该给他们以和城市居民同样的国民待遇。我想借此机会，大声呼吁要关怀农民工，要善待农民工。 楚庄简历 1928年4月生。中国民主促进会会员。现任第九届全国政协常委、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副主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民主》杂志社社长，中国统战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1946年至1947年在北京大学、华北联合大学政治学院学习。1947年至1953年任河北石家庄市联合中学教师，石家庄示范学校副教导主任，石家庄市青联副主席。1953年至1960年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农工速成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石家庄市人民政府委员、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河北省政协委员，石家庄市民进筹委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60年至1961年在河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习。1961年至1978年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图书馆馆员。1978年至1982年任河北省石家庄教师进修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民进河北省石家庄市副主委。1982年至1985年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副市长、民进中央委员、中央执行局委员。1985年任民进中央副主席，《民主》杂志社社长，是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委员。 记者招待会于上午11时41分结束。 （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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