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族品牌？

2016 年12 月，天津飞鸽车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飞鸽”）生产车间的流水线上，一辆辆打着ofo标识的小黄车被组装诞生，随即装载至库房外的加长货车。在这些小黄车诞生的三个月后，一则新闻也诞生了——2017 年3 月2 日，人民日报在一篇名为《ofo 小黄车让“飞鸽”腾空又起》的文章里指出，得益于共享单车开拓的市场空间，民族品牌正在被重新擦亮。

大概没有人能预料到，包括“飞鸽”自己，这个一度让消费者熟悉又陌生的名字会以这种方式回归大众视野。曾经贵为“国礼”—— 拥有超过80 年的寿命、长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美国的两任总统布什、奥巴马分别在1989 年和2009 年获赠“飞鸽”自行车、电动车——居然要“借势”一家成立刚满3 年的互联网公司完成腾飞。

在1965 年，飞鸽自行车年产量超过40 万辆，成为国内最大的自行车厂。而就在2015 年12 月，ofo 仅在飞鸽的订单月产量就达到40 万辆。历史的对比很声动。可如果考虑到前者订单总量高达“飞鸽”全年产能的三分之一，中国目前每年8000 万辆自行车仅有2500 万量用于内需，自行车平均出口单价是100 美元以下的低端产品，国产自行车品牌在材料、设计、加工工艺与国际至少有10 年的差距，声动的对比又显得苍白无力。

在“中国制造2025”、“双创”这个最好的时代里，消费者正遭遇一系列尴尬。一方面民族品牌从未如此之多，以至于应接不暇；另一方面，民族品牌却迟迟不肯走进我们的生活，它们出没在电视里、手机屏幕上、那些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中，可它们只是停在那里。

以自行车行业为例，国内自行车（含电动）部分产品还深陷1500 元以下的价格角斗泥潭中不可自拔。这既限制企业创新，也阻碍行业发展，最终导致消费者不可避免地流失。英国路透社在2013 年的一篇报道中指出，中国高端自行车销量年增长10%，但消费者首选无一例外的为外国品牌。在受访对象中，北京某广告公司的一位创意总监自豪地把自己的Alex Moulton 比作“自行车中的劳斯莱斯”，并表示和儿时骑的自行车完全是“两种不同体验。”

英国知名品牌价值咨询公司Brand Finance发布“2018年全球品牌500强”报告，亚马逊超越谷歌和苹果，成为全球最具价值品牌。苹果与谷歌分列第二和第三，三星位列第四。共有66家（2017年55家）中国企业上榜，其中有22家（2017年16家）进入了100强。共有22个中国品牌进入了全球100强品牌行列，依次是：中国工商银行(10)、中国建设银行(11)、阿里巴巴(12)、中国移动(13)、中国银行(18)、国家电网(19)、腾讯(21)、华为(25)、中国农业银行(26)、平安(30)、中国石油(35)、中国建筑(44)、中国电信(47)、中国石化(48)、微信(49)、茅台(56)、百度(57)、京东(65)、招商银行(89)、恒大集团(93)、浦发银行(99)、五粮液(100)。

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只有“华为”、“茅台”两家曾获得“国礼”荣誉的企业出现在500强榜单。前者生产的华为Mate7 在2014 年被习近平总书记在斐济赠与部分太平洋岛国国家领导人；后者是2014 年亚信峰会上的晚宴用酒，并在会后作为礼物送给各国元首。

就像外交部礼宾司前副司长张直鉴所说的“（送国礼）这些做法主观上主要是为了展示中国的科技实力，但客观上也促进了中国产品走出去。”要知道，借助“国礼”来寻求曝光并非中国企业首创。早在1955年，索尼公司设计出世界上第一款量产型晶体管收音机，但因缺乏国际认知，产品无法打开销路。索尼创始人盛田昭夫便借助日本首相岸信介出访的机会，把72 台索尼公司生产的晶体管收音机连同日本画、银制香烟盒、袖珍扣珠一起送给了欧洲和中南美洲的各国元首手里，结果大获成功——1959 年，日本的收音机产量达762 万，跃居世界第一位。

这是一个美妙的故事，我们能看到“国礼”在企业产品推广上发挥的巨大作用——但就像我们上面讲到的，消费者终究认同的只有品质，而非一时的名气。当然话说回来，如果没有可靠的品质基础，“国礼”也不是谁都有资格送的。这也让DR PLANT植物医生在“中乌建交25 周年”暨中乌文化交流周活动上，馈赠其“雪莲系列”护肤品于乌克兰第一夫人马林娜·波罗申科的举动，看起来并非自不量力。而在这之前，DR PLANT植物医生已经先后向意大利总统马塔雷、原澳大利总理陆克文、泰国朱拉珍·玉宫少将亲王赠送自主研发的民族化妆产品，并获得这些外国政要的一致赞誉。

鉴于这是国产化妆品史上难得的几次“走出国门”的故事，我们有理由相信DR PLANT植物医生未来在这个领域下有机会取得的巨大成果；鉴于这是让世界认识中国品牌的最好时代，我们同样有理由相信DR PLANT植物医生不是最后一个“走出国门”的民族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