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史为鉴,会以史明志。2018年是中国科协成立60周年,为系统回顾我国科技社团、科协组织的发展历程,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力量,中国科协会史馆将于近期开馆。
为迎接这个重要的日子,科技工作者之家—科界App经过精心策划,推出“科协会史馆”系列文章,全新视角为您讲述百余年来,我国科技工作者以振兴民族为己任的历史担当,以及中国科协一个甲子走过的风雨历程!此为第五篇,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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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全国仅有30多个科研机构,科研人员不足5万人,其中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更少。尽管通过“一五计划”的实施,科研状况有所改善,但仍然无法满足各项建设的需要。
1956年1月,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随后,国务院召开了制订国家第一个科技发展远景规划的动员大会,来自各个领域的七百余名优秀的科学与教育工作者参加,其中一部分人是在新中国成立后返回祖国的优秀科学家。
历经七个月,《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简称“十二年科技规划”)草案出炉。经反复讨论修改,同年12月,党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执行。该规划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绘制了一个宏伟的蓝图,让广大科技工作者备受鼓舞。
中国科协正式成立
经中共中央批准,1958年9月18日至25日,全国科联和全国科普在北京全国政协礼堂联合召开代表大会。
大会通过了四个决议:(1)关于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决议;(2)关于将本次大会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3)关于响应党中央号召为提前5年实现“十二年科技规划”而斗争的决议;(4)关于开展建国10周年科学技术献礼运动和准备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积极分子代表会议的决议。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协会的成立,中国科技工作者有了自己的全国性统一组织,并迅速在各省、市、自治区(台湾、西藏除外),各专区、市、县以及工矿、企业、公社、学校建立科协地方组织。截至1958年,科协全国会员已由原科联、科普的140万人发展为600万人。
各级科协积极贯彻“群众性的科学技术专业活动与主业科学技术机构相结合的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放手发动群众,紧紧围绕工农业生产需求,举办了大范围大规模的“技术上门”“技术会诊”“技术攻关”“技术表演”“新技术扫盲”等活动,通过开现场会、办展览会、组织情报资料交流,举办各种培训班、科学讲座,把群众性技术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农业连年歉收,广大城乡群众粮食和副食品严重短缺。面对这样的严峻现实,中国科协在1961年的全国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各级科协必须把农业服务作为长期的首要任务”。这一年,各地科协纷纷对群众科技研究活动进行指导,加强农业科普宣传和培训等活动,群众称颂“技术上门”活动是“雪中送炭”。
团结科技界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在各个方面的积极配合与共同努力下,“十二年科技规划”提出的建设任务提前五年完成,填补了我国一些科技领域的空白,特别在计算机和两弹一星等多个领域取得重要成果。1958年8月1日,中国第一台电子管计算机“103机”研制成功,1959年大型通用计算机“104机”研制成功。1960年,我国第一台完全自行设计的通用电子数字计算机107机设计试制成功。
1961年4月,中国科协进一步明确学会的性质和职能,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调动科技界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在1963年8月召开的全国天然有机化学学术会议,使得中国科学院和北京大学的科学家在原本分别研究牛胰岛素和羊胰岛素的基础上,进行合作研究,为成功研制出人工合成结晶牛胰岛素起到了推动作用。
除此之外,1961年至1966年间,中国还取得了原子弹、中近程导弹、电子管模拟计算机、氢灯和高压泵灯、有限元方法的创立、蛋白质分子必需基团的修饰与活性丧失关系定量公式的提出等多项重大成果,并在农业研究、氢弹研究、人造卫星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研究等领域取得重大突破,科学技术水平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这个时期,中国科协通过出国访问与参加国际会议、在华举办研讨会以及加入国际组织等方式,加强与国际科技界联系,展示新中国形象,以科技为桥梁打破西方外交封锁:
1964年8月21日-31日,中国科协举办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次大型国际型学术会议——北京科学讨论会。来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等44个国家和地区的367位科学家与会。
1966年7月,在北京科学讨论会代表的建议下,中国科协又牵头举办暑期物理讨论会,来自各大洲33个国家和1个地区性学术组织的144位科学家参会,中国物理学家提出的层子模型受到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
十年特殊时期,中国科协及所属的各级组织被迫中断了各项工作,但仍有部分科技工作者采取各种形式继续开展科技活动,大家称作是“没有学会的学会活动”。
中国科协迎来了它短暂的寒冬时期,周恩来总理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仍十分关注科学技术的普及工作。袁隆平、吴绍骙、李振声、高士其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也毅然坚守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钻研工作。
在1975年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小组会议上,周恩来当众宣读了高士其递交给他的条子。高士其反映说:“科学普及工作现在无人过问,工农兵群众迫切要求科学知识的武装,请您对科学工作给予关心支持。”周恩来高声地说:“高士其同志的意见很好,很好!”隔了一天,他就指示有关部门处理。
1977年秋冬之际,高士其致信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提出了“恢复中国科协的四点建议”,这封信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和方毅副总理都作了具体批示。这封信在我国科普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对恢复科普事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地方科协的科技工作者在当时的苦难条件下,仍然坚持收集资料,坚持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如广东省科协主席冯秉铨坚持科研工作,研制成功的时频削波语言加工器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中国农学会会员、安江农校教师袁隆平克服重重困难,不断取得进展,终于在1973年育成了籼型杂交水稻。
中国植物学会的李振声研究员,从1956年开始从事小麦与偃麦草边缘杂交与染色体工程育种研究。经过20多年不间断的田间种植,反复试验,终于在20世纪80年代培育出了系列小麦良种,首创了蓝色单体小麦系统、自花结实系统,建立了选育小麦异代换系的新方法——缺体回交育种法。
1977年12月10日-18日,中国科协在天津召开中国金属学会、中国航空学会、中国动物学会、中国林学会、中国地理学会等5个学会参加的讨论会,这是十年特殊时期后举办的第一次大型、多学科学术会议。
历经寒冬,直到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召开,我国终于迎来了“科学的春天”,而中国科协也翻开了新的发展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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