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撕裂的社交网络

肆虐全球的疫情下,中国的社交网络一改昔日面貌,不再充弥着岁月静好和鸡汤八卦,而转身成为大多数网民获取国内甚至全球疫情相关消息的主要途径。

疫情下的社交网络

需求决定供给。伴随疫情而至的,是社交网络中关于疫情消息的大爆炸。无论是官方疫情信息,还是各种真假难辨的小道消息,都和原本高歌“娱乐至死”的年轻人的利益休戚相关相关,迫使他们重新筛选信源并审视自己的立场,重新认识人类社会的脆弱程度,认真聆听身边的每一种声音。

年轻人开始将自身的意志投射到近期发生的每一个公共事件上,以期校准真实的世界和他们原本认知之间的差距——这个落差与个体的“社会疼痛”程度成正比。为了维护他们各自理想中的秩序与正义,立场相近的年轻人自发的连接在一起,形成了无数个“自治的命运共同体”,每一个热搜,每一次刷爆朋友圈,都因为这些素不相识的人短期内表现出了巨大的集体力量。而原本风花雪月的社交网络,就这样突然的承担起年轻人世界观的解构和重构之重,作为年轻人参与公共议题的最重要的“场域”,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搭建过程中的基础设施之一。

社交网络不能承受的撕裂之痛

一个朋友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在中国,要想和一个人继续做朋友,就不要看他的微博。言下之意,即便是朋友,一旦发现某些基本立场上的冲突,就会一直耿耿于怀,朋友怕是也做不成了。

实际上,社交网络将不同意见的人聚集在一起,就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堤防着人群的撕裂。很多人还无法轻易的将他人的立场与他“人”的主体剥离开看待,亦无法充分理解需要彼此尊重对方表达观点的权利。一旦社交网络上充斥着强制性的“正确”,或者一味要说服别人以证明自己的正确,某种程度上就成了网络暴力的另一种体现。

在一个成熟的社会中,每个人都不应胁迫他人遵从自己的意志认同自己的判断,更不应挥舞举报的大棒将持有不同意见的人。

一个不能保护“异见”的社交网络是可悲的,而客观的说,要做到这一点,也不能一味的要求社交网络可以起到绝对性的作用。

中国需要怎样的社交网络产品

要想让社交网络在中国的公民社会的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更积极的促成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的诞生,恐怕要做到以下几点。

首先,社交网络应更注重对意见的隔离与保护。

社交网络作为公众参与公共议题的场域,应尽量避免不同意见间由充分自我表述演变成互相否定甚至对骂,要尽量保护不同的声音,尤其是少数派的意见。中国的文化较西方更内敛含蓄,尤其是参与者经过漫长的“受众审查”的训练,常常导致持有异见者不会据理力争而是最终选择消失于社交网络。要做到让每个个体都有独立思考和表达的空间,社交网络应该避免“谁声量最大谁就能赢”的局面。让所有意见都被归类归纳,让不同意见之间保持最基本的互相尊重和共存,是避免公民社会撕裂的有效方法。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社交网络产品不妨在“以人结网”的基础上尝试增加一层“群组”的实体,而群组往往是持有某个相似立场的人群的聚集,即,群组是“共同体”的产品体现。

相对于完全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而言,群组更像一个个的中心单元,它本身就是一种态度、一种表述,甚至可以被处理为一组关键词,从而更容易成为被搜索被捕获的中心,更容易吸引相同立场的人。而一旦立场趋同的人聚集在一起,便可让每个主张者更加自信,从而避免个体沦为绝对的少数派而最终出走于社交网络的悲剧。最终,群组让原本各自为政的个体整合为真正的“共同体”,群组内激荡的认同感更将持续激励个体,延长个体的参与周期,它的外壳保护着每一个个体,让个体终于不再面对整个世界孤军奋战,不必向嗓门最大的意见妥协,让每一种声音都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得以幸存。

其次,社交网络应提供组织内化的协助。

一旦形成组织,就必然需要相对明确的组织结构,否则组织将难以获得持续的生命力和行动力。组织结构一方面可以让群组的力量更凝聚、有序,组织结构所衍生出的角色分工使也可以使每个个体都不必面对全部的成本和压力,个体也可得以从全局思考中解放出来,从各自的专长和经验出发,为组织提供更专业的能力。这和企业治理、国家治理的组织结构方法论是一致的。

社交网络产品应提供从松散的群组到组织化的路径,提供组织内化的工具。单纯的聚少成多仅能解决原始力量的问题,无法解决行动能力的问题。

最后,也是最玄学的,是重视“社交网络参与者”这一对象实质的复杂性。

“社交网络参与者”是一个活生生的、无比复杂的“人”。人总是难免自相矛盾的,自我内耗是个体痛苦的最大来源。

我们常面临这样的情形:选择。选择本身是利益算计的过程,是基于因果关系的逻辑推演。痛苦常常不是来自于选择题本身,而是来自于物理上,我们很难将自己拆分成几份,我们被迫只能做出唯一的选择,而那最好是个“正确”的选择。选择自己的立场,选择合适的组织角色,选择自己可以承担的权利与义务......社交网络中的每个参与者,都面对着痛苦的算计与推演,面对着患得患失的自我内耗。这其实是极大的成本,会导致巨大的资源浪费。

我们不妨大胆探讨,在深度互联网化的公民社会时代,社交网络作为公民社会实践的场域,能否提供现实中不可能提供的包容性——不只是包容不同立场的个体,更可以细致入微的包容每个人的多样选择——包容每个人的多重人格。

选择是人做出的,选择不能脱离人的存在而对人施以影响。为了让“选择”本身有所依附,我们可以从人身上细分出人格的概念,每个人格是一系列选择所依附的主体,选择所影响的也是这个人格本身,当然,因为人格隶属于一个人,所以选择也会进而影响到这个人的本体。

有了人格的概念,现实中大量的“社交网络参与者”,便可以摆脱“选边站”的局限性,将自己的独到甚至矛盾的见解细分到每个人格中,映射到一系列独立的选择之上,从此,参与公共事务讨论不再是一件极其自我矛盾的事情。

社交网络是当下社会的重要构成部分,未来中国的社交网络,必然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发展的沃土。如何适应中国特色公民社会的需要,发展出符合国情的社交网络产品,是我们每个互联网从业者需要提前准备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