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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长江,诗酒风流

TOM    2021-10-14 16:39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明代杨慎一首《临江仙》,写尽万里长江、历史兴亡的孤独与苍凉;而“一壶浊酒喜相逢”的意尽在言外,更勾连了江河、美酒与诗词千丝万缕的联系。

《礼记·月令》有言“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江河往往与美酒相伴而生,河流使农耕文明拥有与自然对话的能力,也为美酒的酿造奠定了丰厚的物质基础。发源于青藏高原、干流与支流共途经19个省市区、全长6300公里的长江,通过丰沛水源与富饶作物,滋养了国酒的传承发展,特别是长江上游的四川宜宾等区域,最宜出产佳酿。

这些“形似水、性如火”的美味饮料,一经转化到社会交往的各种文化环境和语言形态中,就成为约定俗成的“酒文化”。在这些“法饮宜舒,放饮宜雅,病饮宜少,愁饮宜醉;春饮宜郊,夏饮宜洞,秋饮宜舟,冬饮宜室,夜饮宜月”的“金浆”“甘液”“琼苏”中,亦蕴含了历代文人的喜怒哀乐,他们将悲欢情愁倾注于酒中,诗词里的醇厚酒香,刻画出的更是生命的深刻痕迹。千年酒中诗,诗中酒万里,经年累月,丰饶土地、大江大河与历史文化,塑造一以贯之的诗酒传统,更展现中国文化的风流样态。

酒神共舞

晋人江统《酒诰》中言:“酒之所兴,肇自上皇,或云仪狄,一曰杜康。”在如今的“中国酒都”宜宾,有座酒圣山,半山腰上一尊巨大的白色“酒圣”夷狄(一作仪狄)雕像坐落在祭祀台上,身着缀满高粱、麦穗等谷物的长裙,单手捧一酒坛,脚踩通体金黄的雄狮。每年的12月18日,五粮液都会在这里祭祀“酒圣”夷狄,并逐渐演变成中国白酒行业的节庆活动。“仪狄始作酒醪,变五味。少康作秫酒”,古人将酒的发明归于夏代的仪狄与杜康,而翻开中国文学艺术史,更是一部与酒神共舞的历史。“仪狄作酒”与“上天造酒”“猿猴造酒”“杜康造酒”之类的传说,在自新石器时代以降长江沿岸出土的诸多酒具文物得以被“捕风捉影”地映射;甲骨文、金文中保存了商人以酒祭祀祖先的历史,商人嗜酒之风更为炽烈。

公元前11世纪,周武王举兵伐纣,今宜宾地区的僰人响应参加孟津大会、牧野之战,因灭商建周有功,封僰侯,建僰侯国,秦时改称僰道。北魏贾思勰亦在《齐民要术》中记曰:“犍为僰道,南广,荔枝熟时百鸟肥……率生稻田间”,反映出当时僰人善于种植水稻和荔枝,并酿造稻米自然发酵的“窨酒”。

 万里长江,诗酒风流

这种醪糟酒或甜米酒,在漫长的岁月中,滋养了巴蜀及楚地的文学想象。《华阳国志》中的《蚕丛国诗四章》,言“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旨酒嘉谷,可以养父。野惟阜丘,彼稷多有;嘉谷旨酒,可以养母”——以黄小米等上好粮食酿出美酒,用来侍奉父母;“旨酒”更是一个“物证”,证明巴东郡峡江一带,随着黄金水道联通峡外,移民进出不断,儒家教化也已经随着水道深入巴蜀。

生命之歌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年)十一月十五日,曹操南下攻打孙权,率领83万大军驻扎在长江北岸。是夜,曹操在大船上和众位文武将领饮酒赏乐。当月上东山,长江宛如素练,两岸夜景美不胜收。船上几番宴饮,曹操情绪高涨,立于船上,以酒奠于江中,满饮三爵后,对江即兴当歌,一曲《短歌行》豪迈而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无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格调悲凉豪迈,深沉雄壮,以酒力烘托,诗人“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慨叹得以升华,与近四百载前刘邦的《大风歌》有异曲同工之效,更是建安风骨的真实写照。长江歌咏之后,草船借箭,黄盖诈降,火烧赤壁,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在长江流域进行的大规模江河作战——赤壁之战中,曹操一败涂地,江南统一的愿望终成江上泡影——当然,这是后话了。

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外忧内患接踵而至,酒的内在文化空间被大大拓展,它是人们抒发人生感悟和社会忧思、表达个性和反对世俗必不可少的触媒。如果说放任而自由是魏晋风度的思想核心,潇洒不群、漂移自得就是其外在的精神气质,而“酒”,这是重要的道具和象征。一如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以大量酒入诗的诗人陶渊明,因不愿“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遂在老家浔阳柴桑(今江西省九江市)归隐田园,“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饮酒》以“醉人”语态抒发性情中的真,更是生命之歌的汩汩活泉。此代文人由济世而归隐,行为不羁、饮酒不节,或清谈玄理,或归隐田园,遗世独立,酒更抒写或慷慨或悲凉的生命之歌、时代之歌。

诗酒一家

唐永泰九年(公元765年),杜甫沿岷江东下,途经长江首城戎州(今宜宾)。戎州刺史杨使君在东楼设宴,以当地名酒“重碧春”款待杜甫,“诗圣”遂诗兴大发,挥毫写下《宴戎州杨使君东楼》:

胜绝惊身老,情忘发兴奇。

座从歌妓密,乐任主人为。

重碧拈春酒,轻红擘荔枝。

楼高欲愁思,横笛未休吹。

巴蜀之地盛产的荔枝,在历史中“沉默”1700余年,终于在杜甫的诗中焕发堪比美酒的光华——尽管“重碧春”并非以荔枝为“蜜勺”调味:“重碧春”之“春”,一指春酿秋熟或秋酿春熟的酒,或指经过早期简单方法蒸馏后度数较高的酒。春酒在汉代已有声名,张衡在《东京赋》中说:“因休力以息勤,致欢忻於春酒。”春酒的发酵周期较长,大大超过了普通醪糟米酒十余天的发酵周期,与当代名酒五粮液一轮发酵需70天、双轮发酵需140天的酿造方法有极大的相似之处。“重碧春”之“碧”,为青绿色,即度数高于自然发酵的蒸馏酒存放一定时间后所具备的酒色特征。至于“重”,则指酿造工艺上的重复酿造法,古称“重酿”,唐代之前已有“重酿”之法,也是五粮液传统工艺中等的“双轮底发酵”源自古法传承的有力证明。

在诗中,杜子美对饮“重碧春”之感进行了生动精彩的描绘,开篇即对酒的品质评价为“胜绝”;而“惊身”,则是饮后难以忘怀的惊奇。广品天下美酒的诗圣以诗酒传韵,“重碧春”遂名声大噪——公元782年,唐德宗下诏,“重碧春”酒正式成为郡酿,即官方定制酒。

杜甫和“重碧春”的往事,说明唐代诗人多好酒的文化风气,尤以李杜为胜,“酒”“醉”“酌”“酿”“饮”“樽”等字眼在他们的诗篇中俯拾皆是。誉满华夏的川酒,更是此代文人墨客浅吟低唱不可或缺的题材——李白诗曰“葡萄泼新醋”,杜甫赞之“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才倾一盏即醺人”,更从一个侧面证明唐代亦是川酒蓬勃兴盛的时代,四川特别是宜宾地区,土地肥沃,山川秀丽,气候温和,人文荟萃,所谓“川酒甲天下,精华在宜宾”,金沙江、岷江、长江三江交汇的宜宾,素有“中国白酒之都”的美誉。

不只是杜甫,卢照邻的《九月九日登玄武山旅眺》、陈子昂的《别冀侍御崔司议序》、李白的《将进酒》《月下独酌》、王维的《渭城曲》、孟浩然的《过故人庄》、王翰的《凉州词》、白居易的《劝酒》《琵琶行》……“醉之乡,去中国不知其几千里也。其土旷然无涯,无丘陵阪险;其气和平一揆,无晦明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聚落;其人甚精,无爱憎喜怒,吸风饮露,不食五谷;其寝于于,其行徐徐,与鸟兽鱼鳖杂处,不知有舟车械器之用。……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云嗟乎,醉乡氏之俗,岂古华胥氏之国乎?其何以淳寂也。如是今予将游焉,故为之记。”初唐爱酒的隐士王绩把“醉乡”想象成一个历史和文化的理想国。它也更预示了,有唐一代这个四海调和、九州繁华的盛世,最宜出产佳酿:“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酿酒原料极丰富;“夏来菰米饭,秋至菊花酒”“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樽开柏叶酒,灯发九枝花”“行人饮腊酒,立马带晨霜”“千钟紫酒荐菖蒲,松岛兰舟潋滟居”……各种名目、色泽、味道、功用的酒层出不穷,饮酒之风亦正式走入民间。较为宽松的酒政策使得酒文化日趋繁盛,“酒催诗兴”,诗人亦多是“酒人”,酒亦是“盛唐气象”的文学呈现:综观《全唐诗》及补录收录的近5万首诗作,有“酒”字的有4466条记录,咏酒及与酒相关的诗作多达万首,诗酒相融成一家,诗与酒,共同进入中国文学流光溢彩的高峰时代。

新词赋酒

北宋元符元年(1098年),黄庭坚抵达仍然盛产着荔枝的戎州,寓居南寺。居戎州三载,他常与好友寄情于山水之乐,纵情诗文画意——此间作诗57首、词23首、文赋11篇,诗词中直接吟咏宜宾地区美酒者就达17首,综观其作,可以发现,他遍尝诸多美酒后,最为推崇的就是“姚子雪曲”。

如今,在酒都宜宾,不仅有黄庭坚的汉白玉雕像,还有涪翁楼、曲水流觞和安乐泉,整体呈现中国古典园林风貌。这其中的安乐泉,更印证黄庭坚与“姚子雪曲”的往事。

 万里长江,诗酒风流

“锁江安乐泉,水味为僰道第一。姚君玉取以酿酒,甚清而可口,又饮之令人安乐。故予兼二义名之曰‘安乐泉’。”黄庭坚所作《安乐泉颂》,印证当时戎州绅士姚君玉私家糟坊在“重碧春”酒的基础上,经过反复尝试,用大米、高粱、糯米、荞子和蜀黍五种粮食加上戎州古城旧塔下的地下良泉安乐泉水,酿成“姚子雪曲”,优质的水源为酒香增色不少,口感甘美净爽,黄庭坚因而在《安乐泉颂》中赞曰:

姚子雪麴,杯色争玉。

得汤郁郁,白云生谷。

清而不薄,厚而不浊。

甘而不哕,辛而不螫。

老夫手风,须此神药。

眼花作颂,颠倒淡墨。

此诗是诗化了的鉴赏酒质的评语:黄庭坚描述类似蒸馏提纯后的清澈酒质,斟入杯中浓香扑鼻,好像白云缭绕持久不散,是浓香型白酒的典型特征。味觉上醇和甘甜,味浓味厚又不使人发腻反胃,细品酒体丰满协调,酒劲很足但落口干净,没有不舒适的刺激舌头和喉咙的感觉,还特别提到“老夫手风,须此神药”的功效,明确显示这种酒是能缓解风湿症状的高度蒸馏酒。因此,这篇《安乐泉颂》,既是黄庭坚咏酒诗的上乘之作,更是一篇诗化了的酒质鉴赏书。“姚子雪曲”,即今五粮液的前身,严谨的评酒专家给予五粮液“香气悠久,味醇厚,入口甘美,入喉净爽,各味谐调,恰到好处”的评价,恰与近千年前黄庭坚的评价惊人相似,这也更说明五粮液千古不变的卓越品质——千年后的今天,安乐泉仍为酿造神州琼浆的唯一水源:五粮液在原来的基础上掘井90米,取岷江江心水,供酿造之需。

 万里长江,诗酒风流

在古戎州岷江畔,还有一个与曲水流觞的“流杯池”齐名的胜迹“锁江亭”,是一个既能使人一览三江胜景、寻得“江头一醉”又能令人发思古之幽情的所在。这里因酒而设,江心有一巨石,与对岸真武山石壁遥相呼应,扼锁大江,其上刻两个大字“锁江”,旁有“山谷”留款,传为最早鉴评和“代言”“姚子雪曲”的黄庭坚醉后所书。巨石上有一亭,名曰“锁江亭”,为当时戎州一景;作为生长在长江流域的文化巨子,黄庭坚自然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锁江亭上一樽酒,山自白云江自横。”

诗酒相传,让戎州的美酒名声远播,从“重碧酒”“姚子雪曲”到五粮液,上千年的岁月洗涤,在醇厚酒香中,世人也能感悟到长江流域孕育的独特诗酒文化。

陆游曾宦游四川八年,品尝过不少四川美酒,对汉州鹅黄酒、荣州琥珀酒、眉州玻璃春等十分欣赏,更留下“东来坐阅七寒暑,未尝举箸忘吾蜀”的佳句。像陆放翁一样的还有诸多北宋文人,他们将酒与人格修养、人文意识和文化心态融为一体,使酒真正成为文化载体。

宋元时期市井文化迅速发展,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有“酒旗斜矗”之语,司马光的《西江月·宝髻松松挽就》有“笙歌散后酒初醒。深院月斜人静”,辛弃疾的《丑奴儿近·博道山中》亦有“青旗卖酒,山那畔,别有人家”——形式简短、以歌唱为特色的词,如同盛唐之诗,得到长足发展,一曲新词酒一杯,绽放出璀璨夺目之光。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北宋元丰五年(1082年)七月,因“乌台诗案”谪居黄州、内心的郁闷和忧愁无处宣泄的苏轼,只能寄托于山水与诗酒之中。黄州城外赤鼻矶,恰好给予苏轼灵感和想象,《念奴娇·赤壁怀古》最后一句的“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亦将苏轼豁达宽广的人生心态展现无余。在饮酒赋诗中,才情逼人却仕途坎坷颠簸的苏轼获得了对现实人生的一种超然意趣。欧阳修更以“醉翁”为号,传颂千年的《醉翁亭记》留下了“饮少辄醉”“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笔墨,借酒抒情是文人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辛弃疾闲居信州之时,作“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雄奇意境排解难酬壮志。

酒酣诗浓

明嘉靖三年(1524年),正德朝状元及第的杨慎被发配到云南永昌卫充军。一路辗转到湖北江陵,隆冬时节,夫人黄峨与杨慎分别,替他回四川新都老家尽孝。杨慎曾题诗《江陵别内》:“孤棹溯寒流,天涯岁将暮。此际话离情,羁心忽自惊”,句句皆是离愁别绪。

也就在此地,杨慎看到一个渔夫、一个樵夫在江边煮酒吃鱼,谈笑风生,心生感慨,写下《临江仙》:“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全词慷慨悲壮,意味无穷,以淡泊宁静的气氛折射出高远的意境和深邃的人生哲理,一如发展到明清时期,诗酒文化中便是无尽的绵绵余味,韵味悠长。

山一重水一重,次年春初,杨慎入滇,辗转云南三十余载,直至晚年潜居四川。想来历经坎坷的杨升庵还能品尝到蜀地美酒,也算“一笑人间万事”的些许宽慰。

明朝初年,陈氏家族创立“温德丰”酒坊,融合宋代“姚子雪曲”酿制精要,将原五粮配方中的蜀黍替换为当时新从海外引进的玉米,最终形成了更趋完美的“陈氏配方”“杂粮酒”。直至清末,邓子均继承“温德丰”酒坊后,将其改名为“利川永”,杂粮酒更被晚清举人杨惠泉品鉴后定名为五粮液,“语意更胜”,令人遥想当年范成大改“重碧”为“春碧”,又是隔空对饮的佳话。

 万里长江,诗酒风流

从春秋战国至今,长江佳酿层出不穷,唐代的“重碧”、宋代的“姚子雪曲”、明代的“杂粮酒”,都曾风靡一时;而今五粮液以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巨浪,随着万里长江的波涛,一并融入浩瀚的海洋,跻身世界名酒之林。

 

责任编辑: WY-B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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